• 晚上好!我今天来到耶路撒冷的身份是一名小说家,也就是说,我是职业满嘴跑谎言的人。

    当然了,小说家不是唯一说谎话的群体,众所周知,政治家也属于这个群体。外交官和军事家们,还有二手车商贩、屠夫、建筑业者也偶尔说他们特定的谎言。但是小说家说的谎话有别于其他——从没有谁批评小说家说谎是不道德的。的确,小说家越是造出弥天大谎,他得到越多公众舆论的肯定。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的答案是这样的:名义上,说一些富含技巧的谎言,也就是组成一些表面上看似真实的小说,小说家可以将真相置之于新空间并散发新的光泽。大多数情况下,顺藤摸瓜般摸出真相原本的形式并将其精确描绘出来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我们正试着抓住被从隐匿之处诱出的真相尾巴,甩到小说化的地点,用小说的形式替换原有的形式。然而,为了完成这个工作,小说家需要认清我们之中的真相和谎言,为了说好谎,这很重要。

    可是今天我却无意说谎。我应该尽可能的试着保持诚实。一年中我难得有几天和谎言无关的日子,今天就是这样的一天。

    那么让我告诉你们一些真相。回到日本的时候,很多人告诫我别来这里领这个耶路撒冷奖。有一些人甚至警告说,如果我来了,他们将煽动抵制我的书。原因,别无所然,因为加沙地区施虐的残酷战争。联合国说超过1000人在加沙禁区失去了生命,大多数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包括老人和小孩。

    在接到这个奖的通知之后,我问自己很多次,在这样的时候来到以色列并接受一个文学奖是否合适,会不会制造一种我支持争端中的某一方的印象,或者我支持一个选择放开自己压倒性军事力量的国家的政策,当然还有,我愿意看见我的书受制于抵制吗?

    可是最后,在认真的考虑之后,我决意来到这里。一个促成我决定的原因是有太多人的建议我不要来。像很多其他的小说家一样,我倾向于选择被告诫的对立面。如果人们告诉我,特别是警告我,别这样做哟,或者别去那里!我倾向···想要去那里就这样做。你可能这样说,作为一个小说家,这是我天性使然。小说家是一种特殊的畜生。他们无法真心的相信任何他们并未亲眼所见和亲手触碰的东西。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选择来到这里而不是远离。我选择亲眼看而不是不看。我选择给你们说而不是不说。

    所以,请允许我传递一条信息——一条非常私人的信息。这是我在写小说时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的事情。我无法将其诉诸于纸面并订在墙上,相反,它如同镌刻在我的意识之中。这件事差不多是这样的:

      在一堵又高又坚固的墙和一个试图打碎它的鸡蛋之间,我会永远站在鸡蛋这边。是的,不管墙有多对,鸡蛋有多错,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其他人也许会通过谁对谁错来决定;也许时间和历史就会这样判断立场。但是如果一个小说家——不管是出于如何的原因——站在墙的这边,那么他的作品又有多少价值可言!

    这个关于墙和鸡蛋的隐喻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有时候,一切都非常简单和清楚。炸弹也好,坦克也好,火箭白磷弹也好统统都是那高墙。鸡蛋则是那些被这些武器压碎、燃烧、射杀的手无寸铁的平民。这就是真理隐喻的意义。

    但这并非所有的意义,隐喻负载着更深层的意义。试着这样想,我们每个人某种意义上都是这样的鸡蛋。我们中的每人的灵魂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换的,居于脆弱的躯壳之中。这对我来说是如此,对你们来说同意也如此。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正对抗着一堵又高又坚固的墙。墙有个名字:体制。体制应该保护我们,但是有时候却夺走我们的生命。它开始让我们杀人并让我们冷酷的、高效的、系统地去杀别人。

    我写小说只因为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将个人灵魂的尊严置之外表,光泽四射。一个故事的目的在于令人警醒,在体制之上,树立灯塔以防止人们妄自菲薄堕入体制的蛛网。我真诚的相信小说家的责任是通过写故事——关于生死的故事、关于爱的故事、使人哭泣的故事、恐惧和欢笑得颤抖的故事,来试着阐明每个人灵魂的独一无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前行,日复一日,及其严肃的编纂小说的原因。

    我父亲去年于九十高龄过往。他是一名退休教师,并且还是一位业余的佛教祈祷者。当他在京都的研究院时,他被征兵派往中国打仗。战后,我出生了。小时候,我常常在早餐前见到他在我家的小佛像供桌前长时间深切的祷告。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告诉我他在为战场中死去的人祷告。他说他为所有的死去的人祷告,不管是敌人还是同盟。看着他躯跪于供桌前的背影,我好像感觉到了死亡的阴影正在他的头上翱旋。

    我的父亲死了,一同死去的还有他的记忆,那些我永远无从知晓的记忆,唯有埋伏于他一生的死亡的存在遗留我的记忆之中。这是少数我能从他身上继续下去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一件。

    我今天只希望传达给你们一件东西。我们都是人类,超越国家、种族和宗教的个体,然而我们都是鸡蛋,我们是脆弱的鸡蛋,面对被称为体制的坚固的墙。表面上,我们毫无胜算。墙太高、太强甚至过于冷冰冰的。如果说我们有胜利的希望,那必然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和他人灵魂的独一无二和不可代替,和来自我们的灵魂聚集积攒的温暖。

    耗费片刻想想,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真实的、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应该对体制剥削我们说不,我们应该对体制带走属于我们的生活说不。体制从未制造我们,我们制造了体制。

    这就是我必须对你们说的。

    我很感激被授予耶路撒冷奖。我也对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都读我的书心怀感激,我想在以色列对读者们表示我的感谢。你们是我在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我希望我们一起分享一些,一些非常有意义的东西、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发言。

    谢谢。

     

  • 广场上的事 -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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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品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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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量生产200册,每册100元。  上市日期:4月11日

  • 失守的都城 -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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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过的写北京的所有文字中,最好看的是尹丽川的一篇。在她的眼里,北京早已经变成空城一座。这是她的隐喻,也是一个荒凉的现实。我曾经无数次去过那个城市,最初是旅行,后来是商务,还有签证、去国。再后来,我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就要去一次,就学、会友以及玩乐。那里从来就称不上色彩斑斓,但至少是鱼龙混杂。我喜欢这种气息,仿佛一个腐臭的江湖。是的,那里汇聚着来自这个国家四面八方、各个角落的各色人等:天才、庸人、小偷、混子、恶棍、诗人、政客、艺术家,最优秀的和最无耻的。大街上衣冠楚楚,灯光下面目狰狞。因此,那里即便不是一座空城,也肯定是一个最肮脏的地方,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骗局和交易,政治、性和谎言。一些人挥金如土,出入于各种罪恶的奢华之所;另一些人一贫如洗,靠在香山上卖红叶度日。我喜欢那里清静优雅的书店,比如万圣;也喜欢那里低矮简陋的碟屋,比如自北大西门再西行两公里许的一家无名小店。在称得上遥远的东郊乡村,还曾经住着我清贫而好义的兄弟,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他一直靠什么维系他一家子的生活,而且每逢周末,还要招待那些外来的朋友和比邻而居的那些比他更加穷困的流浪诗人。曾有几次,我一个人逃离那些熙攘的商务聚会,住在诗人王二那间五环以外的斗室,聊天看碟以至通宵达旦,偶尔与外省来的女诗人……分床而眠。哦,还有温暖的和平里。第一次来这里,是与长征来看望从山东到北京工作的华清,不经意见到了早年的诗歌兄弟仲伟志,他就在驻于此处的一家媒体供职。后来则是在一个被叫做和平里十五区的北漂聚居地,与一干外来的兄弟通宵豪饮。在这里,我要怀着温暖写下他们的名字,在那里租住地下室的阿翔、广子、饿发、横和年纪轻轻就来京创业的小甲和小红夫妇。现在,有些人已经陆续离开,阿翔去了十堰,广子回了内蒙,小发和老横尚在否?我知道,因为他们的离去,和平里的阳光肯定暗淡了一些。而我们心中的温暖,大抵起自于往昔的记忆。对于这样一座都城,我的记忆中还有:天通苑。那里曾经是杨黎和王小菊的居处,有一晚我在那里留宿,早上醒来,看到饮酒至凌晨的杨黎和张羞、小虚和衣在地板上睡倒。喇嘛庄。我不会忘记那个宿醉未醒的明晃晃的清晨,听说苏非舒也已经从那里撤离。而如今,杨黎走了,回到成都,当年宣称为了爱情来北京的他,离开时仍是孑然一身;吴玄走了,去了杭州,过起了文字与玄白相伴的悠闲生活;现在,万新也走了,回到他的老家酉阳。他说:客居北京九年,我不知道我为何到北京。听得出内心深处的迷惘和对时光的叹惋……走的走了,留下的还要继续自己的漂流生涯;正像走的走了,急急赶来的依然是千里迢遥,日夜兼程。于我,对于一个地方的向往,不仅是因为风物更是出于人情。正像贾冬阳约我去海南的时候我问他:海南什么时候最好?他答:有朋友的时候最好。是啊,在朋友们陆续出走之后,我还能否找到一个去往都城的理由?一座城池失守了,也许未若它原本就是空城一座。不过,想一想仍然赤膊留守的人中仍然有我的兄弟,那里就不会仅仅是一只巨大、冰冷而坚硬的钢铁鸟巢。他们卸却铠甲,埋锅造饭,等待着与黎明赶来的兄弟会合,哪怕等来的仅只是一张薄薄的信纸。

     

    3月24-25日,为不忘却的记念。

  • 春雪 -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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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早6:30开始下起鹅毛大雪,直到11:20才停,比去年冬天的雪都要大得多。

  • 鸟的温暖 -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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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3日晨,海河南区   

  • 纪念 - [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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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在去性交的路上

    通往性交的路都不漫长

    我怀着初次降生的喜悦

    去听从她的指挥

    不!她将弹奏我——

    一位肉体的演奏家:

    动作熟悉,而脸庞陌生

    她从不让我感到羞愧

     

    我走在通往性交的路上

    想象着初次降生的心情

    姑娘们总是熟悉而又陌生

    因陌生而心动

    因熟悉而分离

     

    2009.2.3

     

  • 信使之函 -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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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邦好:

    那篇小说,在你的力促之下终于完成,只是从春节前到现在一段时间,一直静不下心,看不下书,写不了字,只好每天晚上看一部大片,然后,上床睡觉。
     
    春天终于来了,又有一些心慌。索性不再改了,发给你,批评。今天早晨,我们的狗狗被偷了,心痛不已。
     
    在春天,想念你。
    风华,于黄河口煮砚室。
    2009,3,5.
  • -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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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晨5时至6时间,我们家庭重要成员之一年仅一岁零两个月的狗狗被人偷走,心痛未已。就在不久前,我的朋友方闲海的狗狗也丢失不见。在此,我郑重问候盗狗之人的八辈祖宗,并祝他的子子孙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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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地震诗”到我们时代的诗歌病

      

      

      1、现在想起来,去年“5.12”大地震引发的诗歌热潮仍像昨日一般记忆犹新:仅在其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因地震而抒写的诗歌就已经不可胜数,与之有关的诗歌出版物恐怕也达到数十上百吨之巨。同时,诸多网站、报刊也都表现出少有的敏锐,专门为所谓地震诗留足了版面。出版社也一改此前鄙薄诗歌的面目,纷纷在第一时间出版有关地震诗的专集和选本。似乎我们重又恢复了诗歌大国的传统。但是,我心底却始终有一种别扭之感:人们如此热情地去赶一场诗歌的大集,似乎不仅仅是在比拼着对诗歌的热情和对抗震救灾的热心。用官方的口吻说,在震灾到来的严峻时刻,他们其实是在比较着谁更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这就不禁让人想起这个国家短暂历史上的数次群众性诗歌运动。包括赛诗会天安门诗抄在内的集体写作场景仍然历历在目,汶川地震又为全民皆诗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这样的说法似乎有嫌刻薄,但是,我实在找不出一种更温和或者说更准确的表达方式。想想吧,这是多么壮观啊,全国各地都在争先恐后举办各式各样的地震诗朗诵会,大家不管高矮美丑,都有了去台上慷慨激昂、展示道义的机会;又是多么令人自豪啊,在多年的诗歌无用论之后,我们的诗人们终于扬眉吐气,觉得自己又成了有用之躯。难怪有人陶醉在这种气氛之中不能自拔,甚至自豪地说:“2008,再也没有谁敢笑话诗人。(洪烛语)却原来,我们的惯常以精神之王自居的诗人们一直在人们的笑话之中苟延残存着,反而是这场地震在毁灭了数百万人的家园、十数万人的生命之后,又来拯救了我们的诗人!——这是一种多么可笑复可怜的逻辑。姑且不论这样的情况是否与事实相符,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问一句:难道一个诗人写了一首关于地震的诗歌,他就比那些在抗灾一线置个人生命于不顾的抢险救者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吗?甚而就使他有了扫去一脸晦气挺起腰杆做人的资格?

     

      2、不可否认,在灾难之后拿起笔来,醮着胸中郁结之气写下一段又一段的分行文字,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的自然而然的言说和渲泄方式。尤其在我们这里,诗以言志,文以载道,早已成为一种传统。我其实无意于伤害那些下意识地拿起笔来,写下自己对这场灾难的认识、反思以及对灾民寄予同情的人们。但是,我对那种搜肠刮肚抒写地震诗的人,觉得自己必须在此危难时刻有所作为的人,怀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看看我们那些诗人们的作品吧,有多少可以使它的作者无愧于诗人这个称谓。他们的嗓音变得那么急促,他们的目光变得那么主流,他们的表达变得那么正确,他们的手臂举得那么高,我仿佛陷身于一片手臂的丛林,一片红色的海洋(这场景我们曾经多么熟悉!)。千人一面,万人同声。歌颂啊,悲伤啊,拥戴啊,吟唱啊。齐刷刷地坐在电视新闻前流下同样多的泪滴。如果有人拒绝加入这场巨大的同一首歌的节目表演,无疑就成了历史的罪人。洪烛先生说:后人会笑话我们的。外人会笑话我们的。外星人会笑话我们的。只是让人奇怪的是,他是如何接通外星人的手提电话的?当人们沉浸在一片诗歌复活、诗运勃兴的兴奋之中,目光敏锐的朵渔第一个发出了诘问:为什么普遍写得那么差?毫无疑问,第一个说出真相的人总是冒着被责问和攻讦的风险。但是,正因为诗歌不应该被用为宣传与发动的工具,在任何时候都强调诗歌的真伪,就成了一个诗人的试金石。别有意味的是,认为今夜写诗是轻浮的的朵渔,他以此命名的诗歌也难以逃脱被征用的命运,十数种发表版本都是删删改改,各取所需,更有甚者,竟遭腰斩,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了半首诗。这就是我们那些媒体的嘴脸。他们不但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而且以为自己天然地具有随便糟蹋别人作品的特权与能力。

     

      3、不可避免地,我们要谈到诗歌之用。很多人高深莫测地说:诗歌是无用的。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也有人故做惊人之语:诗歌是狗屎。这已经不再是一句人话了。几千年来,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写诗,公开地或者是秘密地;甚至有人因诗获罪,却依然九死未悔。这充分说明诗歌的引人入迷甚或引人入魔之处。西默斯·希尼说,从来没有一首诗歌阻止过一辆坦克。这只是他那句话的前面一半,却几乎被我们的评论者引用滥了,以用为诗歌无用的佐证。(断章取义从来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其实希尼想说的是后面的一半: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雪莱说,诗歌的确无用,但诗歌却可以直抵永恒,直抵无限和本原。曾有人问一位诗人,诗歌有什么用,他气愤地质问道:天上的云霞有什么用,云雀的歌声有什么用?是啊,诗歌当然是有用的。而它的作用,首先就是抚慰或唤醒我们的心灵。一个人写诗,因为他心有所动,魂有所触;他写诗,因为他有话要说。在诗歌写作愈益深入内心的今天,在诗歌越来越成为消费社会里一种稀有物品的当下,它对于写作者心灵的安慰也许成为了我们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和理由。我并不为此而悲哀,但是也兴奋不起来。让诗歌回到诗歌——这是真的吗?让诗歌转过身去面对自身?我们的诗歌真的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

          我从来不认为只有表现自我的诗歌才是真正的诗歌。一个诗人的情怀必是大的,因为我们不能只把目光盯住自己的伤痛。一个时代病了,没有人能够幸免。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不仅是这一切的见证者。作为诗人,我们还必须承担起揭示真相和为时代的精神疗伤的任务。诗人的使命,就是讲真话,不管这真话多么可怕。上一个世纪之初,那么多苏俄诗人为了讲出真话而饱受摧残,但依然前赴后继。流放、流亡、牢狱之灾、杀头之罪,没有人退缩。一位美国记者热情洋溢地赞美:俄国有这么多的诗人多么值得庆贺;他们那么伟大……他们知道必须战斗。甚至在他们的前辈莱蒙诺夫们、爱伦堡们、曼德尔施塔姆们、茨维塔耶娃们、阿赫玛托娃们指出敌人之前他们就懂得了。……我多么羡慕俄国有这些诗人!一百年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诚实将使俄国多么为之骄傲!但是我们呢,在灾难之前,除了指天骂地,除了呼天抢地,我们的诗人们又说出了什么?在一个又一个网站上,在一本又一本杂志书籍中,翻看着这些谴天诗,这些悼亡词,这些歌颂篇,我第一次为自己曾做为一个诗人而跻身在他们中间感到羞愧不已……诗歌不是无用的,而他们的这些所谓的“地震诗”,却的确成了无用的垃圾。

     

          4、对于从废墟之下被搜救出来的灾民而言,一首诗的作用基本为零。因为他们不必再用一张张带字的纸来充饥,仿佛地下党吞下密码电报;也不会从我们捐赠的诗集之中去寻找精神的力量,因为对他们来说,生存才是最根本最要紧的问题;他们也不需要我们那些廉价的怜悯与同情,因为它们带不来一顶暂时栖身的帐蓬。我总觉得,地震之后,最残缺、最需要抚慰的其实是旁观者的心。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灾民,他们的心要比我们健康得多。从这个层面上,被可怜应该是我们。在和谐的号召之下,我们的心多么不和谐啊。有人说,地震之后,不写诗是不道德的;也有人说,地震之后,写诗是不道德的。韩东曾经在博客中说了自己为什么不写诗:这种时候,写什么都是没有用的,都是轻佻犯贱。后来他又审慎地做出修改:关于地震,写不写诗都是可以的。得出后面的结论,不知道是否受到了他在灾区的诗人朋友的影响。但是,诗人毕竟是灾民里面比较特殊的一类。他们写诗,即便对别的灾民没用,但对自己却是有用的。这与我所反对的那种情况迥然不同。

        如今,寒冷的冬天到来了,而对灾民生存状况的报道却逐日减少。我甚至已经失去了探听他们生活景况的勇气——紧随震灾之后汹涌而至的经济萧条使得人人自危,大规模的破产、倒闭、失业、裁员、降薪,使这个冬天变得更加严酷,我们很难再打点起精神关注别人的安危。而且,如果我们捧着一颗爱心把那些多余的衣被送到赈灾中心,可能还要冒着被羞辱的风险(据说有关部门只接收带有销售标签的新衣——这一点,韩寒的经历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想问的是,此刻,我们那些信誓旦旦、大话炎炎的地震诗人都去了哪里?

     

        5、其实,更令我震惊的不是地震诗的铺天盖地(我们本来就有一窝风、大呼隆的传统),而是一些诗人那种可疑复可怖的心态:对于诗歌的自以为是和谵妄无知;抢占道德制高点以对他人施以精神审判;将人类的灾难看作自我膨胀青史留名的大好时机……直说了吧,以上种种,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洪烛先生那篇题为《地震诗运动能进入诗歌史吗》的大作中。在这篇荒谬绝伦的长文中,洪烛先生不仅集中地大规模地展示了自己对于诗歌的无知,而且为自己借这场所谓的“地震诗运动”发表了大量的作品而欢呼雀跃,喜不自胜: “……我也写了,在博客里写了几十首,被《人民日报》、《诗刊》、《星星》、《诗选刊》、《芒种》等数十家报刊选载。”他在历数了自己四处发表的“地震诗”之后说有人会疑问:地震诗地震诗运动真能进入诗歌史吗?我的理解是:它肯定会进入诗歌史的!”——他如此兴奋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自己在这场“地震诗运动”中的“卓越表现”,他以为自己可以借着这场声势浩大的“全民皆诗”而进入诗歌史的不朽殿堂。

         可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先生的一首“亡灵派”地震词以闹剧的形式给所谓的“地震诗运动”画上了一个耻辱的句号。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这场洪烛先生眼中的“不朽”的诗歌运动即在声名狼藉中悄然退潮。接下来,又一个更为新鲜刺激的“诗歌运动”在一片欢呼声中登场:奥运开始了,我们的诗人们再一次赶潮一般地蜂拥而去。

     

       6、中国果真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吗?好象是的:在现时代,我们的诗人们多么繁忙啊,“五一”来了,“六一”来了,“七一”来了,“八一”来了,“十一”来了,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后春节又来了;还有那些土的洋的不土不洋半土半洋的:清明,端午,重阳,中秋,教师节,护士节,父亲节,母亲节,情人节,圣诞节;还有那么多“先烈”的诞辰,祖宗的忌日……这么多的节日,每个节日都要写上一首,一年下来就是半本诗集;而且我们的报章电台,又为这些分行的东西提供了足够多的版面,足可像致幻剂一样使他们心神迷离地躺在一堆堆的废纸上沉入“青史留名”的白日梦中。可是,那些应景之作,那些阿谀之词,真的能够称得上是诗歌吗?有时候我想,病了的也许不是我们这个时代,而是我们这个时代里迷惘无助的人群。时代总是在物质大潮的裹挟下滚滚前行,而我们的诗人却选择了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我们多的是依偎在体制的臂弯里吸奶的诗歌婴儿,却鲜见在风雨飘摇之中昂然自立的诗歌英雄;我们多的是四处讨好八面玲珑的诗歌混子,却鲜有人格独立精神卓绝的诗歌斗士。当诗歌不再与世俗抗争、当诗歌不再对精神启蒙、当诗歌不再为灵魂疗伤,当昔日的民间诗人被一个又一个奖项收买,当那些既得利益者成为利益团体面向诗歌江湖施行招安的诱饵,一个喑哑的时代到来了:诗人们集体得病,诗歌成为冬树上枯败的叶片,于凄风苦雨中黯然凋落……在成堆的杂志报纸上,在自立山头的论坛上,在自娱自乐的博客中,我们看到那么多不疼不痒的诗歌,那么多酸不啦唧的诗歌,那么多自我抚摸的诗歌,那么多无病呻吟的诗歌,那么多自哀自怜的诗歌,那么多顺嘴胡说、不知所云的诗歌;见不到独立的思考,见不到积极的抗争,甚至见不到对“铁屋子”那钢铸的窗棂的敲打,也见不到“荷戢独徬徨”……

    让那些口吐泡沫的家伙们狂欢去吧,让那些投机取巧自以为名满天下的庸人们招摇去吧,真的诗人,只能重新成为此一时代的地下工作者;而真的诗歌,也将如地火在地下运行!

     

                                                           200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