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

      索尔仁尼琴逝世了，很多人开始觉得有话可说。但是看着他那永远是苦大仇深的面孔，我总觉得说什么都是轻的。他已经做了一个个体所能做的一切，这一切除了他，从来没有人做到过。在《伊凡。杰尼索维奇》出版之后，有人对他说：“世界上有三颗原子弹，肯尼迪有一个，赫鲁晓夫有一个，你有一个。”这样的赞誉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在那样一个极权社会，他的命运可想而知。但是，这么多年来，在世人的心目中，作为道德的化身，他的确消失得太久了。作为他的邻居，当他死去，我们才终于发现了自己的粗心。我几乎已经忘记了，在2008年8月3日以前，他还活在这个苦难依然深重的世上。

      在俄罗斯，索尔仁尼琴被称为“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并认为“他能够改变社会进程 ，或至少影响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尤利兹娅）索尔仁尼琴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看到这句话，我忽然想到，与他相比，曾在我们这里几乎被冠以同样称号的人又说出了什么呢？我不看也能知道，厚厚一本《真话集》里面会有多少经过审慎思考和认真过滤之后无足轻重的“真话”。

     ……人们已经说得够多了，没必要再去重复摘引他的生平和遭际。在读他的访谈时，这样一句话再一次打动了我——

     记者：无论如何，我们希望你的创作生命长盛不衰。

   索尔仁尼琴：不，不要。已经够了。

  他的确比我们明智：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止。

　　很多人在说闹运，我昨天去闹区了。闹区不是闹市，也不是闹市区；这个闹，也是动词。还有人考证说，自从庚子年闹义和拳以后，现在是头一次再用这个闹字。

　　区是东城新开发的一个小区，我一位长辈在里面买了一幢房子。傍晚，我想去看看装修的情况，但是车到小区门，被保安拦下了。

　　保安说，进门要拿出入证。

　　我说，好的。

　　保安说，把你的身份证或是驾驶证或是行车证什么的给我。

　　我以为他是要去登记一下，就顺手把身份证递给他。保安去了门卫室，回来手里拿一个出入证给我。

　　我问，我的身份证呢？

　　保安说，要押在那，出来时给你。

　　我说，那不行，你没权利扣留我的身份证。

　　保安说，这是我们的规定。

　　我说，你这是违法啊兄弟，你没权利这么做。

　　保安说，这是我们的规定，你进这个小区就得服从我们的管理。

　　我说，我不是不服从管理，是你们违法在先。

　　保安说，你还进不进去。

　　我说，我当然要进去。

　　保安说，那身份证就不能给你。

　　我说，如果你拿我的身份证复印了私用怎么办？你必须把我的身份证给我。

　　保安说，不能给。

　　我说，你回去跟你们经理说一下，你们的规定不合法，这样下去会出问题的。

　　保安说，这我管不着。

　　我说，你再不给我要报警了。

　　保安想了想，走进门卫室去。一会儿另一个保安也出来了。比先前的那个要胖大一些。

　　胖保安说，要不你把驾驶证、行车证留下也行。

　　我说，那也不行，你不是交警，我现在也没违反道路交通法。

　　于是就僵持到这儿。小区里有几辆车要出来，开车的下来找保安，要他把另一侧的门打开。保安说，那边坏了，只能开这一边。

　　我看跟他们说不了道理，就说，你们经理是谁？把你们经理给我找来。

　　保安说，经理不在，队长一会儿过来。我说好，我就等你们队长。

　　保安说，你先把车退回去，让别的车出去。

　　我说，没问题，你先把身份证给我。

　　保安说，你先退出去，我再给你。

　　我说，你不给，我就不退。

　　保安无奈地把身份证还给我。我退车，让别的车出来。

　　这时一个女人拿着步话机过来，问怎么回事。

　　我说，他不让我进去，还非法扣留我的身份证。

　　保安说，身份证已经给你了。

　　我说，我要进小区里面去，这本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我教教你，你可以发我一个出入证，并把我的车号记下来，我出来的时候，还你出入证，你放行，没有出入证，你就不放行。多简单，世界上的住宅小区都这么管理。

　　女人说，我们有我们的规定。

　　我说，你们的规定首先不能侵犯别人的合法权利，那叫人权。

　　正在说着，叔叔和阿姨从小区里出来了，说了下装修情况，说不用进去了，现在回家。

　　我调转车头往回走，看了看小区前又被拦住的一辆车。我在想，为什么没人像我一样去据理力争呢？如果所有进入小区的人都像我一样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对他们提出质疑，大概就不会有这么多白痴物业公司、那么多白痴经理、那么多白痴保安、那么多白痴规定了。

　　但是，即便在一个物业公司里消灭了白痴，那又有什么用呢？在一个从来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我们那时候从小学到初中的地理课本上都这么写着）自许的国家里，少了几十个白痴只不过是九千万头牛少了一根毛而已。

    　今天在打这些字的时候我又想到，昨天我为什么一反常态跟那些市井之徒去讲什么道理呢？大道理摆在一边，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理由，是因为那个小区是我去年辞职的那家公司，与油田一家改制企业合作开发的。整个小区从市调到策划到开发建设，我都参与其中，耗费了不少心血。也许，我只是不想让它在别人的手里变成这么一个不讲道理的蠢地方。

      几年前，吾同树还在上大学时，常去左岸网站贴诗，因为他年龄小，大家称他为小树。那个网站是我的几个朋友办的，我和小树在那里有过交谈。他的诗写得并不是很好，但做为一个初学者，已经有些样子了——那些早已著名的诗人又有几个写得好呢？我喜欢他，不仅因为他写诗，还因为他的率真可爱。然后有一阵子他没去了，再去的时候，说是参加了一个什么诗歌比赛，资金挺高的，要大家去给他助阵。在我印象里，他还来左岸组织了几个人，在某个杂志搞了个专辑。再后来，知道他大学毕业，在广东某个地方找到了工作……比较深的印象也就这些了吧。只是他的诗，以后不知写到什么样子了。因为我除了民刊之外，几乎不看杂志，而由于与外面联系非常少，收到的民刊就更少。

     今天上午从外面回来，在网上浏览，忽然就发现了他的死讯！这么年轻的人，竟然在昨天（8月1日）自缢身亡。于是找到他的照片，想细细地看他一回。他只有29岁，而照片上看来，简直就是个孩子。

     说点什么呢？还在想，还不知道。

     看了表扬卖肉的转的法兰克福汇报对艾未未的采访，说的都是审慎的真话。当然，不能说再多了。说多了也没啥意思。

     表扬卖肉的，是网名，原名叫张军，居重庆，是我很多朋友的朋友。一个自由地下写作者。但是在我们这里，真有自由写作这回事吗？他虽然写得那么好，但没有几个人知道。当然这不全因为他是光头的缘故。去年和华秋在青岛游泳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些浮在水面上的，全都是垃圾，比如雪糕纸、方便袋、用过的卫生巾……   

      天气又潮又闷，仿佛梅雨来到了黄河南岸。坐在开了空调的房间里，仍然浑身湿热。铅灰色的天空中，几朵阴云无所适从，似乎不知道自己飘向哪里。而院子里的柳树，则在病恹恹地舞动枝条，像是一个久病的人。我坐在窗前，随意地敲着键盘，不知道自己写下了什么。

     我在想一个宜人的季节吧。也许是秋天。在黄河口，短暂的金秋曾经是我最迷恋的季节。天空高远，野菊遍地，我和伙伴们在树林里挖药草、拾蘑菇。而现在，每年的秋天，我都要陪外地来的朋友去看黄河入海。莽莽苍苍的荒原漫无际涯，惊起的鸟儿拖着庞大的身躯笨手笨脚地飞过野生柳林。当荻花开时，那一片片的白雪在轻风吹拂之下如同白色的浪头汹涌而去。我们停下车来，撒尿，唱歌，折荻花，一片欢声谑语。

     刚刚去医院查体归来，出租司机说，快要立秋了。七月的最后一天，对秋天的怀想并不是一件奢侈的事。而我的心，还停留在上一个世纪。也许，是上一个世纪的上一个世纪。在北方以北那片同样浸透了苦难的大地上，在矢车菊遍布的乡间，一个老人踽踽独行，他握着一管芦笛信口地吹……

      沾化县城是我在过去的二十三里见过的最没有变化的地方。直到今天，驱车在它又窄又挤人头攒动的街道上行驶，那种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气息仍然扑面而来。一处一处砖瓦结构的平房歪歪斜斜地掩藏在树丛后面，仿佛老年的处女羞于见人。街边的小吃仍然以油条、包子、豆腐脑为主，在二十三年前，它们对我有多么大的吸引力啊。我仍然记得有一个下雪的午后，我和王佩空着肚子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去找吃的，最后我们在一家油条铺前坐下来，一人吃了一斤多油条和一大碗豆腐脑。后来我们把那次行动叫做踏雪寻食。

     而现在，王佩正在县城最大的一家宾馆的二楼等着我。我想象他坐在一群同学中间，油光白嫩的大脸映照出别人的沧桑岁月。在这个其实并不想洁身自好的单身胖子面前，时光总是像耗子一样悄悄溜走，让女人们嫉妒得想要发疯。

      你能想象出我们见面的场景：一个瘦子和一个胖子的拥抱让人想起马戏团的某个表演。时间之门在此时咣的一声关闭了。小竹楼，白衬衫，你是不是正当年。当年啊当年，是你坐在我的右边我坐在你的左边。我的永远的同桌王佩，我们彼此见证了那遥远而苦闷的青春，那激情而混乱的岁月。徒骇河畔，花家闸旁，我们一起光着屁股游泳，一起往喝光了的啤酒瓶里撒尿，然后放在高高的树杈上，盼着在我们走后会有人拿下来当啤酒喝掉。在大豆收割后的田野里，一架破旧的录音机，就会让我们拉着女同学的手跳上半晚上的舞——那是什么样的舞啊，王佩端着酒杯学李白，看起来就像成龙打醉拳；而我弓腰跨腿伸手伸脚就像靖哥哥初练降龙十八掌……

      当然我是和王佩坐在一起。几杯啤酒下肚之后，这家伙忽然双眼迷离两腮挂红对我欲言又止，此状让我心生惊骇直想往后躲藏。但他不依不饶伸过厚厚的熊掌把我的小手抓住，我只能忍住满背的冷汗看他如何行动。谁想这厮又变得似笑非笑一脸正经：“请你给我带个信儿。”只见他拿出钢笔在我手上龙飞凤舞写了五个小字：小梅我想你。神情严肃叮嘱我一定要把信带到，然后才缓缓把我的右手送回。

     三个小时后，当我回到东营把我的右手举到小梅面前，后者就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跃而起，大声嚷嚷后悔没有跟着我去沾化。“王佩好浪漫哦。”她忽然双眼迷离两腮挂红对我欲言又止——这表情我怎么觉得如此熟悉？

      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如果他的文笔好，那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因为决定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或伟大的作家的，绝不是文笔这样的问题）；而如果他的文笔不好，则有可能是致命的（因为话都说不利索，说明他本身就是混乱的）。

     但是，对于郭茅巴老曹和冰心来说，他们的问题，绝不是出在文笔上。谈论他们的文笔，不仅不能切中问题的要害，也是你们广为诟病的实质所在。至于他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先不说，你们自己再动动脑子。

     出了车祸，到今天上午基本处理完毕。车已经拖到修理厂，惨不忍睹。对方两个轻伤，我神伤。

    透口气，顺便向各位亲友通报一声：硬硬的还在。

　　因为想写一篇文章，所以只能停下其他的活计。这是我的毛病——心无旁骛。只要想认真地写点东西，其他的都得停下让路。刚刚翻看了一些人的博客，与一些杂志的目录，忽然又起了感慨：人人都在编造历史。编造历史的目的，当然是要把自己放进去，想让后来人知道或记得自己。在一个虚无的时代，这种恐慌感也许正好说明了人的脆弱。尤其是觉得自己是写东西的人，这种脆弱感更强。

　　但是，与天地相比，还有什么是强大的呢？因此，我觉得，他们首先应该做的，是知耻。其他的，都应该排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