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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歌在网络的即兴发言

——在成都芳邻旧事诗歌节·中国诗歌网络十年研讨会上

邵风华  

很高兴参加这次诗歌节，见到一些喜欢的诗人和朋友。我先简略说一下自己和诗歌和网络发生关系的过程。我写诗非常早，大约在1982年左右（刚刚上初中）的时候。后来在高中阶段，当第三代诗人老大哥们在搞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时候，我和我的战友们正参与在80年代校园诗歌运动之中。这在一些诗歌资料中可以找到证明。我上网还是非常早的，但主要是在网上下象棋。比如在联众，我的象棋等级分下到2300来分，自己觉得非常得意。一开始并不知道有很多诗人已经在网上折腾，一直到2003年左右才上到诗歌论坛。昨天晚上我还和马策说，杨黎怎么会想出一个这么俗气的研讨题目，在我看来，当代中国诗歌与网络的关系，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刚才听了杨黎的开场白，以及于坚和韩东的发言之后，我感觉我昨晚想得还是过于简单了一点，没有深入下去。很晚才知道这次研讨会的内容，也没什么准备，而且我参加此类诗歌研讨会也很少，可能会说得比较凌乱。

关于网络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影响，刚才老于说得已经非常清楚了。我觉得，主要的影响有两点。一是发表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于坚用到了“颠覆”这个词来表述这种转变，是非常准确的。但是我认为，“颠覆”作为一个动词，它所延续的时间肯定是短暂的。“颠覆”对人们的影响固然巨大而深远，但它不可能会一直“颠覆”我们十年之久。在“颠覆”最初的震荡过去之后，最关键的还是我们如何静下心写诗，当代中国诗歌的道路如何发展。这是我最关注的问题。刚才在路上，刘涛因为我在旧文《碎语录》的一段话，与我和杨黎谈起“为什么写”的问题，我在文中的观点是“为什么写”是最重要的，因为它解决了写作的自觉性问题；而杨黎认为，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怎样写”才是最重要的，而“为什么写”是一个不必要的问题。我觉得，无论如何，只有具备了写作的自觉性，一个写作者才能抵达自由之境。第二个，是可以非常方便地找到同类。这无疑对诗人的交流与交往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在80年代90年代，诗人们的交往主要靠“串连”、通信，有了网络之后，当然快捷方便得多。而这样的即时交流和交往，肯定会对当前诗歌写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是追根溯源，就诗歌本身来讲，不管网络的影响多么巨大，真正的关键还是诗人自身。本世纪初，当诗歌遭遇网络之后，的确成长起一批优秀的年轻诗人，比如今天在座的竖、张3、张羞、小宽、六回、离、吴又、一闪，等等，但真正对他们产生影响，产生了一定的激发作用的，还是杨黎、于坚、韩东、吉木狼格、小安，以及于小韦等第三代诗人，是他们遇到了第三代诗人之后，产生了诗歌的共鸣。所以说，直到今天，还是第三代的老大哥在引领当下年轻的诗人。

2004年秋天，在一个知名度并不高的网络诗歌论坛“极光”上，我们搞了一个关于诗歌的论争，虽然参与的诗人的层次并不是很高，但是人数非常多，影响也不小。大家很认真地讨论和争辩了一些实实在在的诗歌问题。就是在那次论争中，我对谢冕和吴思敬提出了严厉批评（后来在网络上被称为“刀劈谢冕、吴思敬”）。谢冕曾经自承已经20多年不读诗，但还是频频出来对当下诗歌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比如有一次在《诗刊》搞的“华文青年诗人奖”的颁奖会上，说看到那几个人的诗，是他20年来看到的最好的诗歌（大意），实在是可笑至极。他们已经多年不读诗，诗歌观念也已陈腐，已经与中国当代诗歌产生了深深的隔膜，我认为他们已经不具备对当下诗歌发言的资格。诚如于坚、韩东所说，当下中国诗歌的现场在网络，好诗在网络。而他们不读诗，不上网，如何对中国当下诗歌发言？刚才梁小斌先生说他已经很久不写诗，也很少上网，可以说，他在三十年前找不到钥匙，在三十年后找不到诗歌现场。

但是，我觉得网络也并非一个无限自由的诗歌场域。没有一个地方，是不被意识形态所关注、被利益团体所操控的。从来就没有一块净土，能够获得完全的自由。记得在高一的时候，读卢梭的《忏悔录》，其中有一句话：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可以说，从高一时开始，我就感到了深深的绝望。即便排除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我们来看目前的诗歌论坛，也都是几个人自立山头，充当老大，排除异己，唯我独尊。只要别人对他的诗产生不同的看法，就一路追骂，直如村妇捶床，达到毫无廉耻的程度。比如诗江湖网站，天天有两个跳梁小丑在那儿骂街。尽管诗江湖是目前最活跃的网站，之前也曾经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年轻诗人，但今天，那里无疑已经成为傻逼、疯子、变态者、小丑、嫖客……的集中营。大家看到，时至今日，论坛已经远不如从前繁荣，有很多已经销声匿迹。以前我非常喜欢“秦”论坛（年轻诗人木桦、小宽、土豆、鬼鬼、旋覆、莫小邪、初九等的大本营），觉得那种氛围非常好，又安静又热闹，大家聚在一起说笑、谈诗，非常融洽。我觉得，今后诗歌论坛的发展方向，是变成诗人的聊天室、联络点，可以发挥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用来联系酒局；二是用来打情骂俏。而不再是用来谈论诗歌的地方。诗歌的交流其实非常困难。比如昨天，大家在芳邻旧事酒吧尚且不能谈诗，还不如在饭桌上能够谈上几句，何况是在网络上？

  刚才于坚也谈到诗人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诗、自己做自己的主编的问题，博客的普及，的确对诗歌论坛产生了很大的冲击，那是一个更自主、更纯粹的发表地。我就看到一些诗人的非常纯粹的诗歌博客，比如张3的博客，完全没有鸡毛蒜皮的东西，除了诗还是诗，而且是非常优秀的诗歌。我曾经对张3说出我的赞赏，张3说：一辈子做一个博客诗人何妨？这样的态度，我非常尊敬。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的确说得非常乱，是不是可以这样梳理一下……呵呵，我已经忘记了我说了什么，也请大家忘记吧。

                                         2009年10月17日于双流

                                                 10月26日整理 

    金钱是玷污艺术的，因为它诱使作家去迎合别人而违背自己。也因此而违背了艺术的良知。

    当那些画画写字的人聚在一起谈论自己和某某的作品卖到几位数的时候，我深深地知道，他们和我不是一类人。他们与艺术毫无关系。

    我一直不能容忍：为生存而写作。当一个人的生活出了问题，那么他的写作是可疑的——因为生存的压迫感会伤害写作。

    艺术应该是休闲的副产品。诗歌当然也不例外。

    艺术不是匕首，也不是投枪。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文学奖项公布之后，我们发现它评出的不仅不是最好的，甚至仅仅是二流的作家。这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只有二流的才能迅速传播。此种状况在我们这里已经成为常态，实在没有提起的兴致。那么，就说说获得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勒克莱齐奥。因为我向来不喜欢赶时髦，所以手头上虽有勒氏的两本书，《战争》和《金鱼》，也一直未读。这两天宅在家里，总算咬着牙把《战争》和《金鱼》看完了。我不得不说，勒氏虽然喜欢在形式上玩点花活，被归入所谓“新寓言小说”的阵营之中，但以他的水准获得举世瞩目的诺奖仍然过于勉强。我的意思是，他不仅不能无法与尚在人世的诸多小说大师比肩，即便在法国，哪怕再进一步，在“新寓言小说”阵营之内，他都称不上最好。比如莫迪亚诺，就比勒氏更好也更“新寓言”一些。也许是他的作品数量少了些，影响了他在此类大奖中的竞争力。但是，说到底，数量能说明什么呢？

    我承认我喜爱法国文学，那是一个注重艺术和艺术探索的国度，从普鲁斯特到“新小说”、“后新小说”，从圣埃克絮佩里到“新寓言”体，他们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还有基亚尼尔等一些无法归类的文学作品），因此，法国向我们提供了为数众多的文体家。但是就勒克莱齐奥来说，他的确不是一个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挑选出来授予文学最高奖的合适人选。尤其是他的《金鱼》，实在是一个粗陋而低劣的文本。说实话，在阅读《金鱼》的过程中，我不只一次想起琼瑶阿姨的那些“苦情小说”比如《燃烧吧，火鸟》，甚至那部叫作《妈妈，再爱我一次》的电影。只能说，这是一部在艺术上极其平庸的揭露之作，这就无怪乎它一问世就成为当年的畅销书。从另一个角度我们问一句，有没有可能一部畅销书同时也是一部艺术至上的严肃文学作品？这个，基本上很难。

——从“地震诗”到我们时代的诗歌病

　　１、现在想起来，去年“5.12”大地震引发的诗歌热潮仍像昨日一般记忆犹新：仅在其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因地震而抒写的诗歌就已经不可胜数，与之有关的诗歌出版物恐怕也达到数十上百吨之巨。同时，诸多网站、报刊也都表现出少有的敏锐，专门为所谓“地震诗”留足了版面。出版社也一改此前鄙薄诗歌的面目，纷纷在“第一时间”出版有关“地震诗”的专集和选本。似乎我们重又恢复了诗歌大国的传统。但是，我心底却始终有一种别扭之感：人们如此热情地去赶一场诗歌的大集，似乎不仅仅是在比拼着对诗歌的热情和对抗震救灾的热心。用官方的口吻说，在震灾到来的严峻时刻，他们其实是在比较着谁更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这就不禁让人想起这个国家短暂历史上的数次群众性诗歌运动。包括“赛诗会”、“天安门诗抄”在内的集体写作场景仍然历历在目，汶川地震又为全民皆诗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这样的说法似乎有嫌刻薄，但是，我实在找不出一种更温和或者说更准确的表达方式。想想吧，这是多么壮观啊，全国各地都在争先恐后举办各式各样的地震诗朗诵会，大家不管高矮美丑，都有了去台上慷慨激昂、展示道义的机会；又是多么令人自豪啊，在多年的诗歌无用论之后，我们的诗人们终于扬眉吐气，觉得自己又成了有用之躯。难怪有人陶醉在这种气氛之中不能自拔，甚至自豪地说：“2008，再也没有谁敢笑话诗人。”（洪烛语）却原来，我们的惯常以精神之王自居的诗人们一直在人们的“笑话”之中苟延残存着，反而是这场地震在毁灭了数百万人的家园、十数万人的生命之后，又来拯救了我们的诗人！——这是一种多么可笑复可怜的逻辑。姑且不论这样的情况是否与事实相符，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问一句：难道一个诗人写了一首关于地震的诗歌，他就比那些在抗灾一线置个人生命于不顾的抢险救者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吗？甚而就使他有了扫去一脸晦气挺起腰杆做人的资格？

　　２、不可否认，在灾难之后拿起笔来，醮着胸中郁结之气写下一段又一段的分行文字，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的自然而然的言说和渲泄方式。尤其在我们这里，诗以言志，文以载道，早已成为一种传统。我其实无意于伤害那些下意识地拿起笔来，写下自己对这场灾难的认识、反思以及对灾民寄予同情的人们。但是，我对那种搜肠刮肚抒写“地震诗”的人，觉得自己必须在此危难时刻有所作为的人，怀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看看我们那些诗人们的作品吧，有多少可以使它的作者无愧于“诗人”这个称谓。他们的嗓音变得那么急促，他们的目光变得那么主流，他们的表达变得那么正确，他们的手臂举得那么高，我仿佛陷身于一片手臂的丛林，一片红色的海洋（这场景我们曾经多么熟悉！）。千人一面，万人同声。歌颂啊，悲伤啊，拥戴啊，吟唱啊。齐刷刷地坐在电视新闻前流下同样多的泪滴。如果有人拒绝加入这场巨大的“同一首歌”的节目表演，无疑就成了历史的罪人。洪烛先生说：“后人会笑话我们的。外人会笑话我们的。外星人会笑话我们的。”只是让人奇怪的是，他是如何接通外星人的手提电话的？当人们沉浸在一片诗歌复活、诗运勃兴的兴奋之中，目光敏锐的朵渔第一个发出了诘问：为什么普遍写得那么差？毫无疑问，第一个说出真相的人总是冒着被责问和攻讦的风险。但是，正因为诗歌不应该被用为宣传与发动的工具，在任何时候都强调诗歌的真伪，就成了一个诗人的试金石。别有意味的是，认为“今夜写诗是轻浮的”的朵渔，他以此命名的诗歌也难以逃脱“被征用”的命运，“十数种发表版本都是删删改改，各取所需”，更有甚者，竟遭腰斩，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了“半首诗”。这就是我们那些媒体的嘴脸。他们不但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而且以为自己天然地具有随便糟蹋别人作品的特权与能力。

　　３、不可避免地，我们要谈到诗歌之用。很多人高深莫测地说：诗歌是无用的。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也有人故做惊人之语：诗歌是狗屎。这已经不再是一句人话了。几千年来，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写诗，公开地或者是秘密地；甚至有人因诗获罪，却依然九死未悔。这充分说明诗歌的引人入迷甚或引人入魔之处。西默斯·希尼说，从来没有一首诗歌阻止过一辆坦克。这只是他那句话的前面一半，却几乎被我们的评论者引用滥了，以用为诗歌无用的佐证。（断章取义从来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其实希尼想说的是后面的一半：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雪莱说，诗歌的确无用，但诗歌却可以直抵永恒，直抵无限和本原。曾有人问一位诗人，诗歌有什么用，他气愤地质问道：天上的云霞有什么用，云雀的歌声有什么用？是啊，诗歌当然是有用的。而它的作用，首先就是抚慰或唤醒我们的心灵。一个人写诗，因为他心有所动，魂有所触；他写诗，因为他有话要说。在诗歌写作愈益深入内心的今天，在诗歌越来越成为消费社会里一种稀有物品的当下，它对于写作者心灵的安慰也许成为了我们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和理由。我并不为此而悲哀，但是也兴奋不起来。让诗歌回到诗歌——这是真的吗？让诗歌转过身去面对自身？我们的诗歌真的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

      我从来不认为只有表现自我的诗歌才是真正的诗歌。一个诗人的情怀必是大的，因为我们不能只把目光盯住自己的伤痛。一个时代病了，没有人能够幸免。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不仅是这一切的见证者。作为诗人，我们还必须承担起揭示真相和为时代的精神疗伤的任务。诗人的使命，就是讲真话，不管这真话多么可怕。上一个世纪之初，那么多苏俄诗人为了讲出真话而饱受摧残，但依然前赴后继。流放、流亡、牢狱之灾、杀头之罪，没有人退缩。一位美国记者热情洋溢地赞美：“俄国有这么多的诗人多么值得庆贺；他们那么伟大……他们知道必须战斗。甚至在他们的前辈莱蒙诺夫们、爱伦堡们、曼德尔施塔姆们、茨维塔耶娃们、阿赫玛托娃们指出敌人之前他们就懂得了。……我多么羡慕俄国有这些诗人！一百年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诚实将使俄国多么为之骄傲！”但是我们呢，在灾难之前，除了指天骂地，除了呼天抢地，我们的诗人们又说出了什么？在一个又一个网站上，在一本又一本杂志书籍中，翻看着这些“谴天诗”，这些悼亡词，这些歌颂篇，我第一次为自己曾做为一个诗人而跻身在他们中间感到羞愧不已……诗歌不是无用的，而他们的这些所谓的“地震诗”，却的确成了无用的垃圾。

      4、对于从废墟之下被搜救出来的灾民而言，一首诗的作用基本为零。因为他们不必再用一张张带字的纸来充饥，仿佛地下党吞下密码电报；也不会从我们捐赠的诗集之中去寻找精神的力量，因为对他们来说，生存才是最根本最要紧的问题；他们也不需要我们那些廉价的怜悯与同情，因为它们带不来一顶暂时栖身的帐蓬。我总觉得，地震之后，最残缺、最需要抚慰的其实是旁观者的心。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灾民，他们的心要比我们健康得多。从这个层面上，被可怜应该是我们。在和谐的号召之下，我们的心多么不和谐啊。有人说，地震之后，不写诗是不道德的；也有人说，地震之后，写诗是不道德的。韩东曾经在博客中说了自己为什么不写诗：“这种时候，写什么都是没有用的，都是轻佻犯贱。”后来他又审慎地做出修改：关于地震，写不写诗都是可以的。得出后面的结论，不知道是否受到了他在灾区的诗人朋友的影响。但是，诗人毕竟是灾民里面比较特殊的一类。他们写诗，即便对别的灾民没用，但对自己却是有用的。这与我所反对的那种情况迥然不同。

    如今，寒冷的冬天到来了，而对灾民生存状况的报道却逐日减少。我甚至已经失去了探听他们生活景况的勇气——紧随震灾之后汹涌而至的经济萧条使得人人自危，大规模的破产、倒闭、失业、裁员、降薪，使这个冬天变得更加严酷，我们很难再打点起精神关注别人的安危。而且，如果我们捧着一颗爱心把那些多余的衣被送到赈灾中心，可能还要冒着被羞辱的风险（据说有关部门只接收带有销售标签的新衣——这一点，韩寒的经历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想问的是，此刻，我们那些信誓旦旦、大话炎炎的“地震诗人”都去了哪里？

    5、其实，更令我震惊的不是“地震诗”的铺天盖地（我们本来就有一窝风、大呼隆的传统），而是一些诗人那种可疑复可怖的心态：对于诗歌的自以为是和谵妄无知；抢占道德制高点以对他人施以精神审判；将人类的灾难看作自我膨胀青史留名的大好时机……直说了吧，以上种种，较为集中地体现在洪烛先生那篇题为《地震诗运动能进入诗歌史吗》的大作中。在这篇荒谬绝伦的长文中，洪烛先生不仅集中地大规模地展示了自己对于诗歌的无知，而且为自己借这场所谓的“地震诗运动”发表了大量的作品而欢呼雀跃，喜不自胜： “……我也写了，在博客里写了几十首，被《人民日报》、《诗刊》、《星星》、《诗选刊》、《芒种》等数十家报刊选载。”他在历数了自己四处发表的“地震诗”之后说：“有人会疑问：‘地震诗’或‘地震诗运动’真能进入诗歌史吗？我的理解是：它肯定会进入诗歌史的！”——他如此兴奋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自己在这场“地震诗运动”中的“卓越表现”，他以为自己可以借着这场声势浩大的“全民皆诗”而进入诗歌史的不朽殿堂。

     可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先生的一首“亡灵派”地震词以闹剧的形式给所谓的“地震诗运动”画上了一个耻辱的句号。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这场洪烛先生眼中的“不朽”的诗歌运动即在声名狼藉中悄然退潮。接下来，又一个更为新鲜刺激的“诗歌运动”在一片欢呼声中登场：奥运开始了，我们的诗人们再一次赶潮一般地蜂拥而去。

   6、中国果真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吗？好象是的：在现时代，我们的诗人们多么繁忙啊，“五一”来了，“六一”来了，“七一”来了，“八一”来了，“十一”来了，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后春节又来了；还有那些土的洋的不土不洋半土半洋的：清明，端午，重阳，中秋，教师节，护士节，父亲节，母亲节，情人节，圣诞节；还有那么多“先烈”的诞辰，祖宗的忌日……这么多的节日，每个节日都要写上一首，一年下来就是半本诗集；而且我们的报章电台，又为这些分行的东西提供了足够多的版面，足可像致幻剂一样使他们心神迷离地躺在一堆堆的废纸上沉入“青史留名”的白日梦中。可是，那些应景之作，那些阿谀之词，真的能够称得上是诗歌吗？有时候我想，病了的也许不是我们这个时代，而是我们这个时代里迷惘无助的人群。时代总是在物质大潮的裹挟下滚滚前行，而我们的诗人却选择了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我们多的是依偎在体制的臂弯里吸奶的诗歌婴儿，却鲜见在风雨飘摇之中昂然自立的诗歌英雄；我们多的是四处讨好八面玲珑的诗歌混子，却鲜有人格独立精神卓绝的诗歌斗士。当诗歌不再与世俗抗争、当诗歌不再对精神启蒙、当诗歌不再为灵魂疗伤，当昔日的民间诗人被一个又一个奖项收买，当那些既得利益者成为利益团体面向诗歌江湖施行招安的诱饵，一个喑哑的时代到来了：诗人们集体得病，诗歌成为冬树上枯败的叶片，于凄风苦雨中黯然凋落……在成堆的杂志报纸上，在自立山头的论坛上，在自娱自乐的博客中，我们看到那么多不疼不痒的诗歌，那么多酸不啦唧的诗歌，那么多自我抚摸的诗歌，那么多无病呻吟的诗歌，那么多自哀自怜的诗歌，那么多顺嘴胡说、不知所云的诗歌；见不到独立的思考，见不到积极的抗争，甚至见不到对“铁屋子”那钢铸的窗棂的敲打，也见不到“荷戢独徬徨”……

让那些口吐泡沫的家伙们狂欢去吧，让那些投机取巧自以为名满天下的庸人们招摇去吧，真的诗人，只能重新成为此一时代的地下工作者；而真的诗歌，也将如地火在地下运行！

                                                       2009年2月

       一、指导思想

      茅盾文学奖评选工作，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针，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鼓励关注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坚持导向性、权威性、公正性，推出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丰厚审美意蕴的长篇小说作品。

     二、评选范围

　　1、茅盾文学奖每四年评选一次。凡在评选年度内公开发表与出版，能体现长篇小说完整艺术构思与创作要求，字数13万以上的作品，均可参加评选。评选年度以前发表或出版的，经过时间考验的优秀之作，在得到评委会不少于半数委员的赞同后，亦可参评。

　　2、多卷本长篇小说，一般应在全书完成后参加评选。

　　3、鉴于评选工作所受的语言限制和各种具体困难，凡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长篇小说，要求以汉文的译本出版后参加评选。

　　4、同一作者不宜连届获奖。

     三、评选标准

　　1、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原则，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较好地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作品，尤应重点关注；要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

　　2、要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鼓励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基础上的探索和创新，鼓励那些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佳作。

     四、评选机构

　　1、评选工作由“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承担。

　　2、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聘请文学界有影响的作家、理论家、评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出任，每一届评委会成员的组成应有更新，更新名额不少于评委总数的1/2。评委名单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提名，报告主席团，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备案。

　　3、评奖委员会下设评奖办公室，处理评奖活动中的具体工作。

　　4、评奖委员会组成后，须认真讨论评选标准，申明评奖纪律，统一思想，以确保评选工作的导向性、权威性与公正性。

     五、评奖程序

　　1、参评作品征集。参评作品的征集工作由评奖办公室进行。经中国作协书记处批准后，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作协、各行业文协、全国各有关出版单位和大型文艺杂志社发出作品征集通知，请他们在规定期限内向评奖办公室报送符合评选要求的参评作品。

　　2、推荐备选作品。评奖办公室报请中国作协书记处批准，聘请熟悉长篇小说创作的若干评论家、作家和编辑家组成审读小组，对推荐作品在广泛阅读、讨论的基础上，进行筛选，提出适当数量的作品，作为提供给评委会审读备选的书目。经由三名以上评委联名提议，可在审读小组推荐的书目以外，增添备选书目。

　　3、投票产生获奖作品。评委会在认真阅读全部备选书目的基础上，经充分的协商与讨论，可选择用记名投票方式或不记名投票方式产生获奖作品。投票方式由评委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择定。投票分两轮：第一轮投票，对候选篇目进行初步筛选；第二轮投票，决定获奖作品。作品获得不少于评委总数的2/3的票数，方可当选。

　　4、获奖作品的数量。每一届评委会根据长篇小说创作的实际状况确定该届评选的获奖数量。一般情况下，获奖作品3-5部。为保持此项文学大奖的权威性，应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

　　5、评奖揭晓。评选结果由中国作协统一发布。对获奖作品，颁发奖状(证书)、奖牌和奖金。对出版获奖作品的出版社、杂志社、责任编辑颁发奖状(证书)。颁奖方式由评委会讨论决定。

     六、评奖纪律

 　　1、为确保评奖的权威性与公正性，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要坚持评奖标准，逐步向评委名单公开、投票过程公开以及评委评语公开制度过渡。每一位评委或评委会集体要对获奖作品分别作出简短的评价，评奖揭晓时公之于众。

　　2、杜绝行贿受贿等违法乱纪行为和人情请托等不正之风。评委会委员、审读小组成员以及评奖办公室工作人员，一律不得收受参评者的礼物，不得出席参评者的宴请，不得进行任何有可能影响评选结果的不正当交易。一旦发现此种行为，有关评委或评奖工作人员的资格将被取消，有关参评者的参评资格也将予以取消。

　　3、实行回避制度。评委会成员和参与评奖工作的工作人员若有作品参评，或与参评作家作品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如系作品的责任编辑、参评作者的亲属等)，应主动回避。

　　    七、评奖经费

　　茅盾文学奖评选活动经费由国家拨款以及吸收社会赞助的方式解决。

　　给付获奖作家的奖金从茅盾文学奖基金利息内支付，具体数额，由评委会确定。

　　    八、解释

　　 条例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负责解释。将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予以完善。

         注一：基于以上八个理由，我从不期待“茅盾文学奖”。而且，我认为，那些为了此奖无所不用其极的人，以及获奖以后沾沾自喜的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而且，他会离作家这个称号和这个称号之下的荣誉愈来愈远。

     注二：感谢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为本文所做贡献。

                                                   2008年10月28日于东营

   近来，青年作家遥远抄袭事件，成了一个热闹的话题。事件毫无悬念，亦无倾向性，声音是一边倒的：人人喊打。有人说，遥远是中国作协会员，铁主席应该出来说几句。还有人籍此，写了一封致铁凝的公开信，再次历数郭敬明、安意如、姚某某与遥远的抄袭，郑重指出：“拯救中国，从拯救中国精神开始；拯救中国精神，从拯救中国文学开始。”从而恳切“吁请铁凝女士以中国文学为重，以中国精神为重，以中国为重，充分发挥您所在职位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联合文学界、文化界和教育界等，力争清除当今文坛存在的抄袭、剽窃、红包评论等种种不良现象，从而惩恶扬善，弘扬‘正直、勇敢、智慧、创新、勤奋’的真精神，为涤荡社会腐落风气开辟一条出路，最终引导整个社会逐步寻回坚实的精神力量。我相信，这也是文学的任务之一。”

    将几个人的抄袭事件上升到国家兴亡，将国家之兴亡系于中国文学，最后，把中国文学振兴的重任加之于铁凝女士肩头。且不纠缠于此说的荒诞之处，仅从他的逻辑出发，似可得出如下结论：抄袭，最终导致国之将亡。此君真可称得上眼界高渺，神游八荒，上天入地，超凡入圣。但是，这是何其荒诞不经的认识与推理！如此思维方式，让人觉得十分熟悉而可怖。真是太瞧得起文学了，也把“文学的任务”看得太高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电视、报纸、大会小会上讲的都是GDP、开发、建设，人们街头巷尾议论的是住房、汽车、情人外遇，你听到有几个人关心文学，关心哪个作家又写出什么大作，或者，哪个作家又抄袭了别人？在我们的时代，文学早已逸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早已不再构成人们的精神背景。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在一个全球化的精神荒漠中，人们早已自动跑出心灵的伊甸园并且永不准备归来。大家夙夜追虑、珠锱计较的，除了利益还是利益，只有利益才是当下民众的集体无意识，谁还会去尿文学这个漏壶？而且，文学有“任务”吗？如果有，是谁给它安排的任务？是国家的某个管理机构及其主事者，还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某个代表？我觉得，与上述几个小小的抄袭事件相比，此君发言中的某种气味才真正让人不寒而慄！再者，“正直、勇敢、智慧、创新、勤奋”是谁订立的真精神？这就是所谓中国文学的真精神吗？正直！勇敢！智慧！创新！——这些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词语与文学有何干系？果如此，舍弃了“反思、质疑、独立、抗争”而一味追随当政者思维或“政治正确”的文学，还称得上是文学吗?

    阿翔是诗歌界著名的“流窜犯”之一，凡是出产诗人的地方，基本上都有了他的足迹。如果出生于在19世纪以前的欧洲，就可能被冠以”行吟诗人”这样一个好听的名字。但在这样一个消费主义至上的年头，诗歌显然很难使阿翔这样的诗人博得世俗的利益。他的诗从来没有宏大的主题，从来不以深刻地揭示政治的、历史的及至人性的重大事件为能事。他的诗干净、纯粹，甚至连忧伤也是透明的：那是一种适合于吟唱的诗。现在，他将这个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写出了一部160多页的“谣曲”集。        

    据阿翔自供，他的这部《小谣曲》构思于2005年夏天。我记得，正是那一年的夏天，阿翔从他与爱人暂居了三个月的浙江海盐一路北上，来到我所居住的黄河入海口。从时间上来看，彼时，这部《小谣曲》的写作计划应该已经正式开始。三天之后，他从我这里转道去了北京，并在那里呆了两年，然后，又离开，有很长时间不知所踪。直到今年春夏之交，阿翔从茂名给我发来短信，告之《小谣曲》出版的消息。而当我接到他寄来的书，人们正沉浸在大地震之后的悲痛之中。 这使它的到来显得有些不同寻常。        

       对于《小谣曲》，我是当作一部书来看的，而不仅仅是一本诗集。在此之前，阿翔曾经在北京送我他的诗集《厌倦》，由朋友赞助印制的一本小册子。这个书名肯定与他那时的心境有关。那一段时间他的生活非常困苦，精神也几近崩溃，所幸那差一点把他击倒的爱情最终又挽救了他，使他又以欢快的心情唱起了他的谣曲。我想象过阿翔唱谣曲的样子。由于幼年失聪，他渐渐丧失了用语音表达自己的能力，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声线，凡是有阿翔的地方，就有他爽朗开心的笑声。我想象在阿翔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用一种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语言，放开嗓子唱他的谣曲，并为之深深陶醉。        

       人们常说，沉浸在爱情中的诗人总是很难写出优秀的爱情诗。原因似乎是，爱情本身就是一种诗，沉浸在爱情中的人，本身就在享受这种如诗的美好和幸福；而最动人的爱情诗，往往留给失恋的人作为补偿。身处爱情之中的阿翔大概也感受到了这种局限，所以，他避开寻常意义上的诗歌，用另外的方式展开了对爱情的吟唱：谣曲。同时，写作这部谣曲集，也是对他最为喜爱的《诗经*风》 的致敬。他干脆直接攀援到中国诗歌的源头与峰顶，用个人的纯净之心承继了一个似乎已经丧失已久的传统。这多少有点胆大妄为。但在阿翔这里，却显得极为自然，没有丝毫的突兀——也许是他的纯净在无意中掩饰了他暗藏的野心。

        不过，这仍然是一次大胆的冒险。将民间歌谣与现代诗结合，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很多人做过了。但我们知道，那些实验是失败的。因为应用于某种宣传教育而制作出来的东西，不仅不是诗歌，也不再是民谣。为某一个阶级或利益集团服务，从来就不是诗歌的题中应有之义。诗歌，它只属于那些在季节中易感的心灵。而阿翔几乎在不经意中摸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温暖、透亮，而不无忧伤，他心目中爱情的歌谣。在阿翔笔下，整部谣曲集浑然天成，珠圆玉润，毫无矫揉造作之感，就像一条清澈的小溪叮叮淙淙穿过落叶遍地的山野。

    　毫无疑问，《小谣曲》为我们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也为阿翔的写作开启了新的天地。哪怕它实际上宣告了一种写作的结束：不可能再有一部这样的谣曲集出自另一位诗人之手了，否则就会带上模仿的嫌疑。而阿翔在敬献给他的爱人这部谣曲之后，必将带着他的幸福重新上路。“大风起于明天的树杈上”（《小谣曲之二十六》）。如果有一天，你看见一个英俊的聋子背着一只诗歌的口袋，匆匆走在人群熙攘的大路上，对满世界的噪音充耳不闻，却不时发出一种婉转低回、难以索解的吟唱之声——这个人，很可能就是阿翔。他的《小谣曲》，应该发给每一个恋爱中的人。 

       我喜欢的国产的三本随笔集。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也来说说自己喜欢的有哪些，权作调查。

  邵风华：

     《活去吧》 狗子著

     《37°8》 尹丽川著

      《意义把我们弄烦了》 朵渔著

  小红：

       《反游记》 李敬泽著

       《 活去吧》 狗子著

       《从亲人开始糟蹋》 巫昂著

  王佩：

       《民谚》

       《傅山书心经》 傅山著

       《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

   育邦：

        《野草》 鲁迅著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著

        《多余的素材》 陈丹青著

  曹雷雨：

      金克木：《梵竺庐集》（江西教育出版社）
     【英】奥雷尔·斯坦因：《西域游历》（广西师大出版社）
     【法】亚历山德莉娅·大卫－妮尔：《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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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添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