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

    许多年前的一个月白风清之夜，我和王佩和祝子倚在路边的一棵槐树上与鸿冰谈心话别。其时，我们都在故乡的县城读高二。再过几天，鸿冰就要当兵去了。我们互相拥抱，依依不舍，掏心掏肺，恨不能把肠子都掏出来。虽然都知道总有一天会天各一方，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未来之路，但还是盼望这一天不要来得太快。

   鸿冰的大号叫王冰，鸿冰是他的乳名。到了高中阶段还互称乳名，说明我们是一个圈子里的亲密战友。那时候，我们——王佩、祝子、郭大侠、鸿冰与另外两个同学合称“七君子”，如果不是因为有两个女生，完全可以说好得能穿一条裤子了。七个人各有所长，在整个学校赫赫有名。即便是两位女生，也各有特异之处。女生甲豪侠任性，敢爱敢恨，曾经在一次考试中将她喜欢的一个男生的名字写满试卷的背面后飘然而去，惊得同桌的我目瞪口呆；女生乙则是回头一笑百媚生，全班粉黛无颜色，据我们内部统计，我班男生中暗恋伊的同学仅王姓就有六人之多。而鸿冰，当时是全校最著名的歌手，还经常选拔参加县际演出，比一些大小歌星实力强劲得多。我们赞成他去当兵，不仅仅是因为他学习成绩不够好，更是盼望他当兵后能考取个部队文工团什么的，能够一展所长。

    鸿冰当兵前的某一个晚上，我和王佩和祝子一起帮他收拾宿舍里的东西：两条褥子，一床被子，几双臭哄哄的破袜子，一堆快要发霉、散发着怪味的脏衣服。他的一纸箱课本，我们已于几天前弄到徒骇河大桥上，一起喊着号子扔进了浑浊不堪的河水之中。最后，鸿冰从床下拖出一个死沉死沉的旧书包，一脸郑重地拉着我们，一直来到学校后边的操场上。等他倒出里面的东西，我们才知道那原来是他写给我们班一个女生的情书。“有一些是被人家退回来的，有一些是我写完了没送出去的。”鸿冰说着，摸出一盒火柴。“让它们都统统见鬼去吧。”他先是很小心地把那些信堆在一起，然后慢慢地点着。等一堆信快要烧完的时候，他忽然面朝北方，双膝跪倒，棱角分明的脸在火光映照下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庄严和肃穆，然后两行热泪从他的颧骨高耸的脸颊上缓缓淌下。我们三人俱被震动，不由自主地一起擦了把鼻涕。半晌，鸿冰说：“别了，我的初恋；别了，我的学生时代。”在我的印象里，这是一直快乐无忧，整天嬉皮笑脸的鸿冰最为严肃的一次。

   第二天，鸿冰好像全然忘记了昨晚的事情，兴致勃勃地说要想办法给我们弄点好东西吃，补补身体。“现在学习这么累，你们得增加营养了。”他的办法就是带我们到他们村去钓狗。按鸿冰听来的说法，如果狗吃进挂了肉的钩子，就一声也叫不出来，乖乖地让人牵着走。傍晚的时候，我们找到学校食堂的一个大师傅，好说歹说要了一块猪肉，答应他钓到狗后弄到他那儿去煮，并把狗皮和大部分的狗肉都留给他，然后又去鱼具店买了一个大钓钩，四个人分骑两辆自行车，直奔鸿冰家所在的村庄而去。我们把自行车藏在村外的沟里，弯腰弓背悄悄进了村，自己觉得好像是四个从天而降的鬼子兵。这样的想象让我们十分兴奋。可惜我们左藏右躲、前跑后蹿地忙活了大半夜，还是一无所获。有两次甚至差点被狗咬了，还有一次差点被人当作小偷给抓起来。最后鸿冰十分懊丧，觉得对不起我们，他说：“要不，我把我家狗叫出来弄死吧？”我说：“你是想把你老爹气得心脏病发作啊？”最后一行人空手而归。回去的路上依然是你歌我唱，说笑不已，精神头十足。几天之后，鸿冰当兵走了。他的离去使我们“七君子”迅速缩小分化，最终成了三男一女的“四人帮”。当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再次见到鸿冰，已是十七年之后的事情了。

   去年春节的时候，我当年最好的哥们王佩从他工作的南方某城归来，经在家乡县城工作的几个同学的精心联络，我们一部分同学又聚在了一起。这里面自然就有鸿冰。我说：“本来以为你会当上董文华的战友，以后只能在电视上看你了。”鸿冰嘿嘿笑了两声，然后结结实实给我来了一拳。吃饭的过程中，在他自己和别的同学的口中我才逐渐知道了他这些年来的情况。前些年从部队转业后，他和我们一个同级不同班的女同学结了婚，但婚后两人经常吵架，日子过的一点也不安宁。“我已经习惯了。日他娘，生活和我们那个时候想的太不一样了。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老爱说热爱这热爱那的，热爱生活？生活有什么好热爱的！”他这一句话说得我好长时间打点不起精神参与到他们的说笑中去。

   后来王佩在一次通话中告诉我，鸿冰曾经用半年的时间苦熬苦挣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一笔一划地抄在方格稿纸上，“光稿纸就有四十斤啊。”然后请了几天假，用一个编织袋把手稿装好，背上，跑济南、赴北京，到他所能找到的编辑部、出版社请人看稿。结果不但没把他的小说推销出去，还弄得囊中空空，差点回不了家。后来有一次和他老婆吵架，鸿冰一肚子气没处撒，拖出自己的小说稿就点着了，最后还是他老婆哭着给他抢救出来。

   前段时间我结婚的时候，鸿冰和几个同学跑来参加我的婚礼，最后喝得酩酊大醉，站立不稳。临走时，鸿冰凑在我老婆耳边说：“你老公真不是东西，有一次上我家去玩，趁我不在家和我老婆睡觉。”这家伙胡说八道惯了，无论多么扯淡的话都是张口就来。看着我老婆听得变颜变色，我只有苦笑不已：等婚礼一结束，一顿审问是免不了了。

       2004年

    冬天宜于写作。让这个冬天变成诗歌的冬天吧。

    如果你看到其中的一首，你会知道，它与你有关。

    其实我想说的是，度过一个冬天的安静与美好。

    就像小时候，坐在麦秸垛边上，听牧羊人讲一个个鬼故事，贫穷的少年，把狐狸精娶回家……

    树叶已经发黄了，我走在树下，觉得随时都可能有树叶落下来，打在我的头上。可是，走了一路，还没有一片叶子落下来。又是一年了，想起去年的秋天，真有恍若隔世之感。我们真的是活在时间之中吗?可是，时间与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又有什么资格与时间并列在一起？

    在秋天，作为一个人，我觉得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渺小。

A：你觉得怎么样？

B：太阳挺好的。

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两年之前吧。我请她在一间西餐厅就餐，感谢她为我翻译了一大堆英文资料。从汉语译成英文？海外的油气项目文件还是其它？已经记不得了。当时，她大学刚刚毕业，在家待业，间或在翻译公司兼职。我手头有一些东西要译，就找到了她。之所以找到她，是因为我与她的父亲是旧相识。

准确地说，我与她父亲是谋面数次的棋友。一个敦实粗壮的东北汉子，性情直爽。在一次聚餐之时，他告诉我他的老家也是山东的，祖父辈逃荒到了东北。他自幼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大姐相依为命，如今她已经七十多岁了。他靠自学考上了师范，然后分配到油田当教师。调过很多个单位，虽然工作很出色，但都由于没有后台而受到排挤，最后一咬牙，辞职创业。

她的父亲酷爱象棋，是本地名棋手，棋风凌厉，喜好攻杀，经常于平淡局势中挑起事端，燃起战火，大家都对他忌惮三分。创业初期，有几年因为忙累，没时间下棋；事业初成之后，他割舍不下对象棋的热爱，又回到棋友们中间来。按他的说法是，在他最困难的时期，好多棋友都对他伸出了援助之手，现在他有钱了，是到了回来回报大家的时候了。去年春天，他出钱赞助朋友们搞了一次杯赛，并亲自披挂上阵。虽然由于几年来棋艺荒疏，未能取得优胜名次，也依然大呼过瘾，高兴得像个小孩子。

我们坐在安静的包厢之中，谈起她的父亲，谈起她父亲不幸的童年与不平静的人生，也谈到她的大学生活，以及在这个荒凉的小城之中，那一小撮坚持着理想主义的顽固分子。她说很开心，毕业后在家待业的这些日子里，从来没有聊得这么痛快过。我像任何一位长辈一样，对她未来的计划提出了一些建议。似乎是让她不要执迷于去油田的某个机关找一个安稳的职位度此一生，那样的生活其实既艰难又复杂，“不如就去你父亲的厂子里，帮他把现有的事业做好。”那间西餐厅的菜做得还算地道。吃完饭，因为还有事情要去处理，我们匆忙告别。她对我说，老大，以后有什么集体活动叫上我啊，我在家闷死，不如以后就跟你们混了。我说，不要叫我老大，叫我老叔。她说，可是，你一点都不像啊。

一晃两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再见过面。倒是与她父亲凑过两次，都是在棋友的聚会上。这样的聚会我很喜欢参加，大家天南海北地扯，不分彼此，无分老幼，也无关官场商海，都是些棋人逸事，甚至具体到新近的某个大赛中出现的新布局、新变着和飞刀陷阱。说到兴奋处，大家捋胳膊挽袖子，恨不得当场摆上棋演示一番，杀上几盘。现在想起来，我与她父亲认识好几年，竟连一局棋也没下过。曾经有一个棋友说，你们两个下的话应该很有看头，一个猛冲猛打，一个固己待战，输攻墨守，就看谁能把力量维系到最后了。

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竟然永远没有交战的机会了。礼拜天晚上，我正在临淄与从江西过来的大学同学聚会就餐，接到一位棋友的电话，他劈头就问：老董走了，你知道了吗？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跟着他说，老董走了？棋友接着说，老董因为感冒到诊所打吊瓶，输了半瓶头孢就过敏反应去世了，可能是没做皮试。棋友告诉我，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在中心医院开追悼会。于是早上我五点钟起床，与一位朋友匆匆从临淄赶回。

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并不多。老董家没什么亲戚，他的妻子也是独生女，老董辞职多年，人走茶凉，原先单位上来往的人也不多。来的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这班棋友，大家见了，面色凝重地打个招呼，都显得心事沉沉。这一天早晨，出奇地冷，我套上一件大茄克还是打哆嗦，一点也不像初秋的天气。

追悼会大都一个模式。默哀，介绍生平，向遗体告别。大家向死者鞠躬，祝愿他一路走好。我仔细地看了老董几眼，想知道生者与逝者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区别。他的脸浮肿光亮，双眼紧闭，的确是很难与那个大杯喝酒、大声说笑、浑身充满活力的人挂起钩来。之后，大家一一与死者的家人握手，或者默默无言，或者轻声嘱托，算是对生者的安慰。见到她的时候，我差点认不出了，疲惫、憔悴，无复两年前的模样。我对她说，人生无常，你作为老大，必须要坚强一些，把家里的事情撑起来。她愣了一下，认出我，说，老叔，我记下了。

    天冷下来了，穿着一件薄薄的衬衣已经有点瑟瑟发抖。可能与这几天连续下雨有关吧。有人告诉我说，看着吧，过几天还会热起来的。这些我都不管。记得以前每到秋天给人写信，都要写上“秋风萧瑟，秋意煞人，北雁南飞，黄花遍地……”，最后一句是，“加件衣裳”。其实我哪里看到过黄花遍地啊，你知道，年轻人就这毛病。

    如今人也到生命的秋季，再也不会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心致了，但诸多感受，却也日渐强烈。独坐轩窗，每每产生人生苦短之慨。“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阑干可拍，无西楼可上，斯人无言，手拈棋子，只好捧着这旧棋谱，打发那更旧的岁月。

    的确，所有的生活，都有人经历过了。名利如浮云，碌碌误此身。想世间万物，朝生而夕灭者，所在既多，生之不逮，死后其若何？

经常想起俊三。说起来，我们认识应该有十几年了吧。但是我已经忘记了，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的脑袋是否一直那样光亮。最近这些年来，我们似乎已经彻底失去了联系，彼此间音空信渺。每每想起来，都让我觉得不安和惭愧。

大概是一九九二年，我通过新利和宪军认识了俊三。或者是通过舒忠？记不清了，反正都差不多吧。当时，俊三在他们村当民办老师。那是邻县一个叫作“金盆”的小村。这是个奇怪的名字。在贫困的鲁北大地上，这样一个名字寄托了村人多么美好的愿望啊。因为写诗，俊三认识了新利和宪军，然后又通过他们认识了我。

一个秋天的上午，新利骑着一辆“偏三”，载着我和宪军、舒忠，四个人一起前往金盆。那时没有手机和传呼，固定电话也不普及，所以没办法先行通知。我们是这样想的：如果找不到俊三，那就算是一次乡间旅行；如果找到呢，那对他肯定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秋天的乡野空旷辽阔，盐碱地上零星长着一小片一小片的野菜，仿佛是一小片一小片红红的地毯。有时候，会有一两株巨大的柽柳突兀而起，像一棵歪歪斜斜的大树。经常会有几只野鸟惊叫着掠地而起，直飞向高渺的云端。我们一路上欢呼、大笑、争论，计划着一次通往荒原深处的旅行。多么年轻啊，我们坚持认为诗歌就是一切，朋友就是生命，而生命呢，永远像这乡间的秋天一样美好。

根据俊三以前的描述，我们顺利地找到了金盆村，又问到了俊三的家。他扛着一把锄头，正准备下地干活，一出院门就看到了我们。他愣了一下，扔下锄头就跑过来，恨不得把我们一起搂进怀里。在他简陋但清洁的土坯房里，我们度过了如此愉快的时光。大嫂已经怀孕了，挺着大肚子麻利地砌茶倒水，然后又到院子里逮了一只小公鸡，宰杀、褪毛，炖在锅里。

时隔这么多年，我们当时都说了些什么已经无从记忆。只有那种快乐和温暖深深烙在心底，不因时光的无情流逝而稍有减损。我与俊三的感情也因为这一次相聚而变得牢不可破。如今，红尘滚滚，人潮熙攘，到哪里还能再找寻这样敦朴的兄弟之情呢？

那之后不久，俊三出了一本诗集，他利用星期天的时间，骑自行车来给我们几个送书。记得他到我家的时候，我刚刚起床，正在家里“排涝”：下了一晚上的大雨，我住的那一间低矮的平房灌进了一地的水，早上一睁眼，拖鞋像两只小船一样漂在屋子中间。于是俊三挽了挽衣袖，拿起脸盆和我一起排水。

后来，听新利说，俊三以民师的身份考上了师范学校，等毕了业就可以转正了。又过了几年，听新利说，俊三已经毕业，分配到县城去了。那时，我已经结婚，工作上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终于陷入到繁忙琐碎的生活之中而无缘再见。

二00三年冬天，我已经辞职来到东营，诗人王桂林编辑出版了一本《黄河口诗人部落》，里面选了我和俊三的诗。等书出来的时候，他组织了全体作者聚餐庆祝，在相聚的人群中，我一直在寻找一张熟悉的面孔。我看到他了，在高声喧哗说笑的人群背后，俊三穿着一身略显瘦小的西服，神情落寞地独自坐着。我奔过去，抓起他的手使劲地握着。我说，你胖了，也显老了。我问，嫂子好吗。孩子多大了。我问，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俊三憨厚地笑了，一一回答我的问题。我说，你怎么不往前面坐啊，让我好找。他嗫嚅着说，你们都那么有名了，我一个写乡土诗的，怕你们瞧不起……

我使劲地捏着他厚实的手掌。兄弟，那一刻，我心里涌满了难以言说的悲伤。

    莫拉克在对高雄小林村等多个村庄进行毁灭性打击之后，又转战浙闽，造成的损失可谓惨重。对于每一个在灾难中失去亲人的生者来说，这种损失绝对不是以“亿”计的，因为丧亲之痛不是用金钱就可以衡量。因此每一次灾难之后，面对那个冰冷的“亿”元损失数字，我都感到一种钢铁般的冷硬。一个人死了，一个生命消逝了，一朵鲜活的笑容——或活泼或姣俏——枯萎在丑陋的泥泞之中变得浮肿和恐怖。这是多么让人悲伤的事情。

   亚洲在这个星球上是一个如此贫困而严酷的地方。我们对这里的土地充满了情感，却不明白它是如何让我们的亲人在一次次天灾和人祸中夭亡。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这土地已成我们身心的禁锢摧折之所。我们的亲人死在这里，我们的孩子死在这里，我们自己也将死在这里——那么，这又他妈的有什么好歌颂的呢？今后，如果我再听到有谁唱《亚洲雄风》这首烂歌，那么我祝愿莫拉克单独去吹拂他（她）的家。

    家里忽然停电了，手机又因为电量不足嘀嘀叫个不停。我就想，好久没见于刚了，不妨到他那去充下电。因为手机没电才想到要去朋友那看看，这个想法让我感到羞耻。由于刚刚重温了库切的《耻》，又刚刚买到了拉什迪的《羞耻》，我最近经常想，什么才是真正的耻呢？他们所说的“荣”与“耻”常常让我感到好笑。就像那年诗人多多对我说，这么多年了，他们才知道什么叫羞耻。

    进门的时候，一个姑娘问我找谁。面对她的花枝招展，我感到有些紧张。的确好久没来了，已经有新来的职员不认识了。我说我找于刚。她说于总不在。不在？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竟然有些手足无措。定了一下神，终于想起了此行的另一个目的，“如果他不在，那我就给手机充一下电”。充电？这下轮到她反应不过来了。我坚定地说，对，充电。然后，又坚定地从背包里拿出手机和充电器，交给她。转身走进休息厅。姑娘跟过来打开空调，又问我喝点什么。

    小张听到我的声音，跑过来打招呼。他拉我去他的办公室，说我最近又买了一千多块钱的书，您过来看看。爱伦-坡的《人-岁月-生活》什么的，我说很好，都是好书。正说着，于刚来了，由于好长时间没见，我们使劲地握了下手。握完了我觉得有些奇怪，这是不是我们第一次握手？于刚告诉我，他正在筹拍关于他所在的这条一百多米长的小街的纪录片。“这条小街上的确有一些有趣的人”，比如王桂林，我们的朋友，诗人，书店老板。每天在小街上匆匆穿行，嘴里永远叼着一支烟，而且和人说话的时候，烟也在嘴上叼着，从不用手取下来；比如胡子，不管刮风下雨，每个礼拜三下午都要搞一个叫作“在商言道”的演讲，就是只来一个听众，他也热情洋溢地照讲不误，到现在已经坚持了三年多；比如楼下的理发店，似乎从来没看见有什么顾客，几个染着头发的小伙子天天无精打彩地坐着，看着街上来来去去的人群……

    说话的间隙，于刚拨通了王桂林的电话，说别老忙着赚钱啊，上来喝喝茶嘛。时间不长，王桂林消瘦的身影出现在面前。桂林最近刚刚注册成立了“青桐”出版咨询公司，本地的第一家私营出版公司。记得上次去他那玩，他推开窗子让我看窗外三棵高大的青桐，告诉我青桐树从来不生虫，也不耐修剪，只能任其自然生长。提起他的青桐出版，桂林说他正在写一篇关于青桐的文章呢，说得兴起，站起身来背诵《诗经-大雅》中的诗句：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再次说到小街的时候，桂林说北边那个茶楼的老板也很有些意思。一个60多岁的老头，没事就穿着唐装在街上晃；后来因为不满交警在小街上查车罚款，自己做了一个红袖箍，每次有交警在街南头查车，他就戴上红袖箍坐在街北头，看到有逆行的车就拦住，说南边有交警在查车呢，赶紧拐回去！我说，还要拍一下那个卖性用品的小商店，每次经过看到里面摆得墙上柜上满满当当，就是没好意思进去看看都他妈有什么东西。

    我心里的疑问还有：不知道三件套要卖多少钱？

    在东城忙了一上午，然后驱车去西城。突然，收音机里传来一阵一阵的哭声。准确地说，是大人的哭声和孩子的叫喊。把声音旋大，然后听到解说员说，台湾的一个村庄在5秒钟之内消失了，那是失去了家也失去了亲人的幸存者在发出凄厉的哭喊。嗓子一阵发堵，把车开到路边，停了3分钟。最终，把那些声音关闭了。一时觉得天空中的太阳，竟然亮得那样歹毒。头有些昏沉，以最慢的车速开到西城，然后上网查出那个小村的名字：高雄县甲仙乡小林村。

    这件事再一次告诉我们：根本就没有上帝。如果真的有，那也是一个坏人。

    想起了90年代卖《金甁梅》的日子。大概卖了100多套吧。460块钱买进，600块钱卖出。两种版本，一种六本，一种四本。所以，我的下一个小说，题目就叫《金瓶梅》。说起《金瓶梅》，我的心里有一种温暖。在那些孤寂的日子里，唯有卖书是唯一的真实。我背着包，跑进别人的办公室，然后把包里的货色倒出来。是不是有点像现在卖毒品的？但是我仍然要说，《金瓶梅》其实是一本绝望的书。也许还是一本虚幻的书。这些都是绝望而虚幻的东西：性，生活，世界，你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