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

    最近，或者说，有好多天了，我都是一过7点就上床。也不全脱，只把外衣裤脱去，然后盖上被子倚在床头，看书。这似乎已经成了一个习惯。进入冬天以来，有多少夜晚是这样度过的？我的朋友十分吃惊，他或者她大概都想不到，我会是一个这么无趣的人：大好的晚上，为什么不出去约会？为什么不去咖啡馆，对着一个年轻又漂亮的女孩子念诗？为什么要把这么好的时间浪费在床上，尤其是——床上只有你一个人？

    对此，我是这么想的：第一，我已经过了闹闹腾腾的年龄，觉得应该沉静下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从前和几个同事一起聊天，我说自己在大学期间一直没有谈恋爱，甚至没有对任何一个同学动过心。一个刚刚毕业的女孩子吃惊地说，怎么会这样呢邵总，那多遗憾啊。我说没什么可遗憾的，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早就谈过了呀。第二，在10月份的时候，我曾经仔细地把一年来写的诗数了一下，总共只有9首，一个月还平均不上一首。月中在成都的时候，朋友们坐在一起聊天，韩东说，我要把今年的后两个月变成诗歌的时间。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对在成都刚认识的一个朋友说，我也要这样，从11月开始，也是我的诗歌时间。最后，我觉得大晚上的对着一个女孩子念诗，是最不靠谱的事情，无异于暴殄天物。有那功夫，还不如直接上床呢。可是如果要我这么干，那不等于让我展示自己进入40岁之后日复一日的衰败？我的自尊心当然不会允许！

    那么剩下来的选择就屈指可数了：要么上网，要么读书。在白天，我上网的时间已经够多了，所以我下定决心还是要利用晚上的时间认认真真地读点书。而如果在读书与思考的间隙里，还能灵感突发地写上几行诗，那简直就要比天堂还要美好了。

    可还是有人对我的决定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我这样做无疑提前进入了老年生活。他们对着我讽刺、挖苦、咒骂，甚至发出大声的怪叫，我仍然无动于衷。他们的焦急甚至让我感觉到一丝快乐。想想看，当暮色降临，那些家伙们都在莺歌燕舞，寻欢作乐，而我却独坐床上干着一件在一段会心的文字下面划线的活儿，这是多么笨拙的欢乐！是啊，如果一个人真的进入了老年，你想把他从床上拉起来，的确要费一番周折。

    揪住一个朋友去了上岛，听我拉拉杂杂地胡说。如果不说，今晚会很难受。因为白天，小小地哭了一次。一个老男人？这似乎有些矫情，但我的确是落泪了，的确是哽咽了。不是因为人生无常，而是因为人生为什么这么无常。好好的一个生命，为什么越是优秀越是容易被疾病折磨和催折——

    她叫我大叔。大叔，好好吃饭，你要长胖点；大叔，我为你写了一首歌，等我们乐队做完伴奏，就唱给你听；大叔，等我考上大学，你会来我们学校朗诵吗；大叔，我昨天夜里又起来吐血了，是黑色的血块；大叔，如果有一天自杀，我会选择从23楼跳下来，我要背上一对大大的黑色翅膀，再穿上雪白的裙子……

    我念她的诗，而朋友沉默。

    生命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秘密，为什么人们一直无从知晓。我骂这个混蛋的世界，和那些自以为掌握了世界的人，为什么杀人的科学发展得这么快，而救人的技术却迟迟没有进展；为什么要把那么多钱投入到研究武器，而不是拿出来去攻克各种顽疾……为什么人们总是一再去畅想豪华的毁灭，而不是体验生命那冬日暖阳般的快乐。

    我不停地喝茶。一壶柠檬红茶。我不停地喝着，并不时侧过头看一眼昏暗的窗外——

    这是冬天的夜晚，可寒冷并没有让人变得纯洁。

那一年，我和舒忠到北京去。我是第一次去，他呢，我已经忘了。我们是这样设计行程的：我先要起个大早，从家乡小镇坐乡村客车赶到40里以外的舒忠的家，然后由他的一位亲戚，送我们去附近的某个油田单位，搭乘那个单位到河北某个油田的大巴，到沧州下车，然后再从沧州坐火车去北京。是啊，的确是够麻烦的。可是我们还是要这样做，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从他家到沧州的路费了。那一年，我刚刚参加工作，还没有转为正式人员，工资很低；而舒忠还是一个农民，就在家里种着几亩薄地，况且，他的妻子正怀着孕呢。

    是与现在差不多的时候吧，天已经有些冷了。我们按照既定的线路行进在光秃秃的华北平原上，我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看着田里一层薄薄的雪和雪地上翻飞的麻雀，感到一阵铺天盖地的忧伤。那一年，我21岁，已经写了8年诗歌。我不知道以后的生活会怎样继续下去，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写下去，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从大学踏入社会，许多事情让我始料不及，仿佛汪洋中的一条船，漂漂荡荡，无可凭依。那一年，我与所有的同学失去了联系，在一个遥远荒僻的乡野修筑公路。我以为，我的一生就将这样度过了。

    我们要到北京去。我和热爱文学的青年农民舒忠，一起去参加一个诗会。我带上写满了诗的两个大本子，十分幼稚地要与那些人一决高低。因为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在我所遇见的同龄人中，在写作上来说，我似乎从来都是最好的，总是受到同学、老师和周围的诗歌朋友的宠爱。可是，我不得不说，那真是一个让我失望透顶的聚会。没有人认真地谈诗，没有人热诚地交流，整个气氛让人觉得有一种荒谬之感。有的人开会时带着保镖，不知是为了摆谱还是为了不让别人靠近；有的人为了争夺一位漂亮的女诗人而动武，结果其中一个被打得缠着绑带、架着双拐来到会场……而我和舒忠则为了省钱，住在宾馆一间潮湿阴冷的地下室里，靠捧着一杯热水取暖。

    诗会的第二天，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就拉着舒忠和刚刚认识的吕天琳与另外一个小兄弟去看天安门广场。生性豪放的东北大汉天琳，可以说是那次北京之行最大的收获了（我们在高中时期就已经做为中学生校园诗人而相互闻名）。他像一个真正的大哥那样，先带着我们在广场转了一圈，又带我们去了著名的王府井。我还记得天琳说，你们放心吧，在北京，没人敢惹我。我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仔细看看我长得像谁？接着貌似自豪地说，如果我说我是李鹏的兄弟，没人会不信。是啊，真的很像哎，我们四个人站在正午的王府井大街上哈哈大笑。那肆无忌惮的笑声，似乎现在还响在耳畔。在王府井书店一排排的书架前，我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留出路费后，剩下的全买成了书：《追忆似水年华》、《米修诗选》、《不朽》……重得自己快背不动了，只好让舒忠帮我拿着。

    如今，18年的时光逝去了。那些青涩的青春记忆，大多已如深秋的落叶飘零，不知被风吹向何方。而那辆行进在平原上的冬天的大巴，却始终在我的记忆里摇晃着，甚至在我的睡梦中颠簸着，提醒我曾经拥有的，那一段贫穷而清白的，年轻而苦闷的，诗歌岁月。哦，就是在那辆大巴上，看着坐在前面的一位姑娘那迷人的后颈，我第一次想到了“性”这个字眼。我记得我扭过头去看着车窗上映照的自己：满脸通红，浑身冒汗。

    许多年前的一个月白风清之夜，我和王佩和祝子倚在路边的一棵槐树上与鸿冰谈心话别。其时，我们都在故乡的县城读高二。再过几天，鸿冰就要当兵去了。我们互相拥抱，依依不舍，掏心掏肺，恨不能把肠子都掏出来。虽然都知道总有一天会天各一方，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未来之路，但还是盼望这一天不要来得太快。

   鸿冰的大号叫王冰，鸿冰是他的乳名。到了高中阶段还互称乳名，说明我们是一个圈子里的亲密战友。那时候，我们——王佩、祝子、郭大侠、鸿冰与另外两个同学合称“七君子”，如果不是因为有两个女生，完全可以说好得能穿一条裤子了。七个人各有所长，在整个学校赫赫有名。即便是两位女生，也各有特异之处。女生甲豪侠任性，敢爱敢恨，曾经在一次考试中将她喜欢的一个男生的名字写满试卷的背面后飘然而去，惊得同桌的我目瞪口呆；女生乙则是回头一笑百媚生，全班粉黛无颜色，据我们内部统计，我班男生中暗恋伊的同学仅王姓就有六人之多。而鸿冰，当时是全校最著名的歌手，还经常选拔参加县际演出，比一些大小歌星实力强劲得多。我们赞成他去当兵，不仅仅是因为他学习成绩不够好，更是盼望他当兵后能考取个部队文工团什么的，能够一展所长。

    鸿冰当兵前的某一个晚上，我和王佩和祝子一起帮他收拾宿舍里的东西：两条褥子，一床被子，几双臭哄哄的破袜子，一堆快要发霉、散发着怪味的脏衣服。他的一纸箱课本，我们已于几天前弄到徒骇河大桥上，一起喊着号子扔进了浑浊不堪的河水之中。最后，鸿冰从床下拖出一个死沉死沉的旧书包，一脸郑重地拉着我们，一直来到学校后边的操场上。等他倒出里面的东西，我们才知道那原来是他写给我们班一个女生的情书。“有一些是被人家退回来的，有一些是我写完了没送出去的。”鸿冰说着，摸出一盒火柴。“让它们都统统见鬼去吧。”他先是很小心地把那些信堆在一起，然后慢慢地点着。等一堆信快要烧完的时候，他忽然面朝北方，双膝跪倒，棱角分明的脸在火光映照下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庄严和肃穆，然后两行热泪从他的颧骨高耸的脸颊上缓缓淌下。我们三人俱被震动，不由自主地一起擦了把鼻涕。半晌，鸿冰说：“别了，我的初恋；别了，我的学生时代。”在我的印象里，这是一直快乐无忧，整天嬉皮笑脸的鸿冰最为严肃的一次。

   第二天，鸿冰好像全然忘记了昨晚的事情，兴致勃勃地说要想办法给我们弄点好东西吃，补补身体。“现在学习这么累，你们得增加营养了。”他的办法就是带我们到他们村去钓狗。按鸿冰听来的说法，如果狗吃进挂了肉的钩子，就一声也叫不出来，乖乖地让人牵着走。傍晚的时候，我们找到学校食堂的一个大师傅，好说歹说要了一块猪肉，答应他钓到狗后弄到他那儿去煮，并把狗皮和大部分的狗肉都留给他，然后又去鱼具店买了一个大钓钩，四个人分骑两辆自行车，直奔鸿冰家所在的村庄而去。我们把自行车藏在村外的沟里，弯腰弓背悄悄进了村，自己觉得好像是四个从天而降的鬼子兵。这样的想象让我们十分兴奋。可惜我们左藏右躲、前跑后蹿地忙活了大半夜，还是一无所获。有两次甚至差点被狗咬了，还有一次差点被人当作小偷给抓起来。最后鸿冰十分懊丧，觉得对不起我们，他说：“要不，我把我家狗叫出来弄死吧？”我说：“你是想把你老爹气得心脏病发作啊？”最后一行人空手而归。回去的路上依然是你歌我唱，说笑不已，精神头十足。几天之后，鸿冰当兵走了。他的离去使我们“七君子”迅速缩小分化，最终成了三男一女的“四人帮”。当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再次见到鸿冰，已是十七年之后的事情了。

   去年春节的时候，我当年最好的哥们王佩从他工作的南方某城归来，经在家乡县城工作的几个同学的精心联络，我们一部分同学又聚在了一起。这里面自然就有鸿冰。我说：“本来以为你会当上董文华的战友，以后只能在电视上看你了。”鸿冰嘿嘿笑了两声，然后结结实实给我来了一拳。吃饭的过程中，在他自己和别的同学的口中我才逐渐知道了他这些年来的情况。前些年从部队转业后，他和我们一个同级不同班的女同学结了婚，但婚后两人经常吵架，日子过的一点也不安宁。“我已经习惯了。日他娘，生活和我们那个时候想的太不一样了。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老爱说热爱这热爱那的，热爱生活？生活有什么好热爱的！”他这一句话说得我好长时间打点不起精神参与到他们的说笑中去。

   后来王佩在一次通话中告诉我，鸿冰曾经用半年的时间苦熬苦挣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一笔一划地抄在方格稿纸上，“光稿纸就有四十斤啊。”然后请了几天假，用一个编织袋把手稿装好，背上，跑济南、赴北京，到他所能找到的编辑部、出版社请人看稿。结果不但没把他的小说推销出去，还弄得囊中空空，差点回不了家。后来有一次和他老婆吵架，鸿冰一肚子气没处撒，拖出自己的小说稿就点着了，最后还是他老婆哭着给他抢救出来。

   前段时间我结婚的时候，鸿冰和几个同学跑来参加我的婚礼，最后喝得酩酊大醉，站立不稳。临走时，鸿冰凑在我老婆耳边说：“你老公真不是东西，有一次上我家去玩，趁我不在家和我老婆睡觉。”这家伙胡说八道惯了，无论多么扯淡的话都是张口就来。看着我老婆听得变颜变色，我只有苦笑不已：等婚礼一结束，一顿审问是免不了了。

       2004年

    冬天宜于写作。让这个冬天变成诗歌的冬天吧。

    如果你看到其中的一首，你会知道，它与你有关。

    其实我想说的是，度过一个冬天的安静与美好。

    就像小时候，坐在麦秸垛边上，听牧羊人讲一个个鬼故事，贫穷的少年，把狐狸精娶回家……

    树叶已经发黄了，我走在树下，觉得随时都可能有树叶落下来，打在我的头上。可是，走了一路，还没有一片叶子落下来。又是一年了，想起去年的秋天，真有恍若隔世之感。我们真的是活在时间之中吗?可是，时间与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又有什么资格与时间并列在一起？

    在秋天，作为一个人，我觉得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渺小。

A：你觉得怎么样？

B：太阳挺好的。

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两年之前吧。我请她在一间西餐厅就餐，感谢她为我翻译了一大堆英文资料。从汉语译成英文？海外的油气项目文件还是其它？已经记不得了。当时，她大学刚刚毕业，在家待业，间或在翻译公司兼职。我手头有一些东西要译，就找到了她。之所以找到她，是因为我与她的父亲是旧相识。

准确地说，我与她父亲是谋面数次的棋友。一个敦实粗壮的东北汉子，性情直爽。在一次聚餐之时，他告诉我他的老家也是山东的，祖父辈逃荒到了东北。他自幼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大姐相依为命，如今她已经七十多岁了。他靠自学考上了师范，然后分配到油田当教师。调过很多个单位，虽然工作很出色，但都由于没有后台而受到排挤，最后一咬牙，辞职创业。

她的父亲酷爱象棋，是本地名棋手，棋风凌厉，喜好攻杀，经常于平淡局势中挑起事端，燃起战火，大家都对他忌惮三分。创业初期，有几年因为忙累，没时间下棋；事业初成之后，他割舍不下对象棋的热爱，又回到棋友们中间来。按他的说法是，在他最困难的时期，好多棋友都对他伸出了援助之手，现在他有钱了，是到了回来回报大家的时候了。去年春天，他出钱赞助朋友们搞了一次杯赛，并亲自披挂上阵。虽然由于几年来棋艺荒疏，未能取得优胜名次，也依然大呼过瘾，高兴得像个小孩子。

我们坐在安静的包厢之中，谈起她的父亲，谈起她父亲不幸的童年与不平静的人生，也谈到她的大学生活，以及在这个荒凉的小城之中，那一小撮坚持着理想主义的顽固分子。她说很开心，毕业后在家待业的这些日子里，从来没有聊得这么痛快过。我像任何一位长辈一样，对她未来的计划提出了一些建议。似乎是让她不要执迷于去油田的某个机关找一个安稳的职位度此一生，那样的生活其实既艰难又复杂，“不如就去你父亲的厂子里，帮他把现有的事业做好。”那间西餐厅的菜做得还算地道。吃完饭，因为还有事情要去处理，我们匆忙告别。她对我说，老大，以后有什么集体活动叫上我啊，我在家闷死，不如以后就跟你们混了。我说，不要叫我老大，叫我老叔。她说，可是，你一点都不像啊。

一晃两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再见过面。倒是与她父亲凑过两次，都是在棋友的聚会上。这样的聚会我很喜欢参加，大家天南海北地扯，不分彼此，无分老幼，也无关官场商海，都是些棋人逸事，甚至具体到新近的某个大赛中出现的新布局、新变着和飞刀陷阱。说到兴奋处，大家捋胳膊挽袖子，恨不得当场摆上棋演示一番，杀上几盘。现在想起来，我与她父亲认识好几年，竟连一局棋也没下过。曾经有一个棋友说，你们两个下的话应该很有看头，一个猛冲猛打，一个固己待战，输攻墨守，就看谁能把力量维系到最后了。

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竟然永远没有交战的机会了。礼拜天晚上，我正在临淄与从江西过来的大学同学聚会就餐，接到一位棋友的电话，他劈头就问：老董走了，你知道了吗？我一时没反应过来，跟着他说，老董走了？棋友接着说，老董因为感冒到诊所打吊瓶，输了半瓶头孢就过敏反应去世了，可能是没做皮试。棋友告诉我，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在中心医院开追悼会。于是早上我五点钟起床，与一位朋友匆匆从临淄赶回。

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并不多。老董家没什么亲戚，他的妻子也是独生女，老董辞职多年，人走茶凉，原先单位上来往的人也不多。来的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这班棋友，大家见了，面色凝重地打个招呼，都显得心事沉沉。这一天早晨，出奇地冷，我套上一件大茄克还是打哆嗦，一点也不像初秋的天气。

追悼会大都一个模式。默哀，介绍生平，向遗体告别。大家向死者鞠躬，祝愿他一路走好。我仔细地看了老董几眼，想知道生者与逝者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区别。他的脸浮肿光亮，双眼紧闭，的确是很难与那个大杯喝酒、大声说笑、浑身充满活力的人挂起钩来。之后，大家一一与死者的家人握手，或者默默无言，或者轻声嘱托，算是对生者的安慰。见到她的时候，我差点认不出了，疲惫、憔悴，无复两年前的模样。我对她说，人生无常，你作为老大，必须要坚强一些，把家里的事情撑起来。她愣了一下，认出我，说，老叔，我记下了。

    天冷下来了，穿着一件薄薄的衬衣已经有点瑟瑟发抖。可能与这几天连续下雨有关吧。有人告诉我说，看着吧，过几天还会热起来的。这些我都不管。记得以前每到秋天给人写信，都要写上“秋风萧瑟，秋意煞人，北雁南飞，黄花遍地……”，最后一句是，“加件衣裳”。其实我哪里看到过黄花遍地啊，你知道，年轻人就这毛病。

    如今人也到生命的秋季，再也不会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心致了，但诸多感受，却也日渐强烈。独坐轩窗，每每产生人生苦短之慨。“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阑干可拍，无西楼可上，斯人无言，手拈棋子，只好捧着这旧棋谱，打发那更旧的岁月。

    的确，所有的生活，都有人经历过了。名利如浮云，碌碌误此身。想世间万物，朝生而夕灭者，所在既多，生之不逮，死后其若何？

经常想起俊三。说起来，我们认识应该有十几年了吧。但是我已经忘记了，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的脑袋是否一直那样光亮。最近这些年来，我们似乎已经彻底失去了联系，彼此间音空信渺。每每想起来，都让我觉得不安和惭愧。

大概是一九九二年，我通过新利和宪军认识了俊三。或者是通过舒忠？记不清了，反正都差不多吧。当时，俊三在他们村当民办老师。那是邻县一个叫作“金盆”的小村。这是个奇怪的名字。在贫困的鲁北大地上，这样一个名字寄托了村人多么美好的愿望啊。因为写诗，俊三认识了新利和宪军，然后又通过他们认识了我。

一个秋天的上午，新利骑着一辆“偏三”，载着我和宪军、舒忠，四个人一起前往金盆。那时没有手机和传呼，固定电话也不普及，所以没办法先行通知。我们是这样想的：如果找不到俊三，那就算是一次乡间旅行；如果找到呢，那对他肯定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秋天的乡野空旷辽阔，盐碱地上零星长着一小片一小片的野菜，仿佛是一小片一小片红红的地毯。有时候，会有一两株巨大的柽柳突兀而起，像一棵歪歪斜斜的大树。经常会有几只野鸟惊叫着掠地而起，直飞向高渺的云端。我们一路上欢呼、大笑、争论，计划着一次通往荒原深处的旅行。多么年轻啊，我们坚持认为诗歌就是一切，朋友就是生命，而生命呢，永远像这乡间的秋天一样美好。

根据俊三以前的描述，我们顺利地找到了金盆村，又问到了俊三的家。他扛着一把锄头，正准备下地干活，一出院门就看到了我们。他愣了一下，扔下锄头就跑过来，恨不得把我们一起搂进怀里。在他简陋但清洁的土坯房里，我们度过了如此愉快的时光。大嫂已经怀孕了，挺着大肚子麻利地砌茶倒水，然后又到院子里逮了一只小公鸡，宰杀、褪毛，炖在锅里。

时隔这么多年，我们当时都说了些什么已经无从记忆。只有那种快乐和温暖深深烙在心底，不因时光的无情流逝而稍有减损。我与俊三的感情也因为这一次相聚而变得牢不可破。如今，红尘滚滚，人潮熙攘，到哪里还能再找寻这样敦朴的兄弟之情呢？

那之后不久，俊三出了一本诗集，他利用星期天的时间，骑自行车来给我们几个送书。记得他到我家的时候，我刚刚起床，正在家里“排涝”：下了一晚上的大雨，我住的那一间低矮的平房灌进了一地的水，早上一睁眼，拖鞋像两只小船一样漂在屋子中间。于是俊三挽了挽衣袖，拿起脸盆和我一起排水。

后来，听新利说，俊三以民师的身份考上了师范学校，等毕了业就可以转正了。又过了几年，听新利说，俊三已经毕业，分配到县城去了。那时，我已经结婚，工作上的事情也越来越多，终于陷入到繁忙琐碎的生活之中而无缘再见。

二00三年冬天，我已经辞职来到东营，诗人王桂林编辑出版了一本《黄河口诗人部落》，里面选了我和俊三的诗。等书出来的时候，他组织了全体作者聚餐庆祝，在相聚的人群中，我一直在寻找一张熟悉的面孔。我看到他了，在高声喧哗说笑的人群背后，俊三穿着一身略显瘦小的西服，神情落寞地独自坐着。我奔过去，抓起他的手使劲地握着。我说，你胖了，也显老了。我问，嫂子好吗。孩子多大了。我问，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俊三憨厚地笑了，一一回答我的问题。我说，你怎么不往前面坐啊，让我好找。他嗫嚅着说，你们都那么有名了，我一个写乡土诗的，怕你们瞧不起……

我使劲地捏着他厚实的手掌。兄弟，那一刻，我心里涌满了难以言说的悲伤。

    莫拉克在对高雄小林村等多个村庄进行毁灭性打击之后，又转战浙闽，造成的损失可谓惨重。对于每一个在灾难中失去亲人的生者来说，这种损失绝对不是以“亿”计的，因为丧亲之痛不是用金钱就可以衡量。因此每一次灾难之后，面对那个冰冷的“亿”元损失数字，我都感到一种钢铁般的冷硬。一个人死了，一个生命消逝了，一朵鲜活的笑容——或活泼或姣俏——枯萎在丑陋的泥泞之中变得浮肿和恐怖。这是多么让人悲伤的事情。

   亚洲在这个星球上是一个如此贫困而严酷的地方。我们对这里的土地充满了情感，却不明白它是如何让我们的亲人在一次次天灾和人祸中夭亡。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这土地已成我们身心的禁锢摧折之所。我们的亲人死在这里，我们的孩子死在这里，我们自己也将死在这里——那么，这又他妈的有什么好歌颂的呢？今后，如果我再听到有谁唱《亚洲雄风》这首烂歌，那么我祝愿莫拉克单独去吹拂他（她）的家。